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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是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初，在登山物资方面、通讯联络方面，都是很差的，比现在是很落后的。那时候我们的联络比较重，在国内，像过去看的电影一样的，背着报话机，像部队用的报话机，后来我们登的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通讯问题，从国外买了几台轻的，我印象里还十几斤重。一个是东西少，一个是物资重，真正我们登到8000多的时候，已经由于种种原因，都和大本营失掉联系了。唯一一台报话机能跟大本营联系的时候，还不到8000的时候，由于在休息的时候滑到山涧里去了。所以我们提到登山的联络，跟指挥打仗一样的，保证命令的上达，保证上边情况的下传，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题了，从它的重要性上讲应该充分地准备，因为体积很小、很轻，而且上下沟通情况、互相援助，跟山下联系、救援、求助不可少的。没有这些东西，尽管几百米的距离，有时候也得走很长时间。这个通讯工作是特别重要的。
我当时参加登山队，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要树雄心，立壮志，不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誓不罢休。登珠穆朗玛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英雄气概山河，敢笑不高”，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志们在登山过程当中也提出来，发扬团结精神，右胳膊摔断了，用左胳膊帮助同志，团结成一股劲，不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绝不罢休。
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宣誓，要写遗言，交给一个人，准备登不上去都不回来啊。我想这个时候，讲邵志青同志，就是当时大学的一个作家，他是搞气象预报的，他在我们这次登山过程当中，登到7450的时候，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死掉了，这个同志特别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从来不说我不行了，我不走了。我们晚上大概是六点，北京六点，那会也是七八点钟了，比北京要晚两个小时，就坐那儿休息，休息完了以后，说前进，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同志不动，都说该走了，他还不动，有的人推他，还不动，这些同志都急了，赶紧叫大夫，说吴大夫，邵志青同志有问题了，推也不动了，大夫用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经牺牲了。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口气，只能往上走，不准往下来。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北京大学的光荣，是荣誉吧。再一个是大学的一位同志，也是攀登的过程当中脑溢血死掉了，那时候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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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3 21:2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