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一直未能联系上组织，但心中牢记周恩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的指示，仍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隐蔽战线上，冒着生命的危险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他一路追随共产党的足迹，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因国共两党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貌合神离。迫于革命需要，隐藏荣光，甘愿做一颗冷棋闲子。“十年西北向归途，两袖清风半担书。”（童玉堂诗句）于1946年3月回到阔别多年的兰溪。造福村民：回村兴修水利抗旱灾，发动村民共筑“翻身坑”
1946年4月，童玉堂为躲避风险，回上新屋村老家筹划兴修水利，发动村民在村南大头山下兴修水利。
上新屋村地处低丘缓坡黄土丘陵地带，十年九旱，粮食歉收。童玉堂与村族长辈们商议修筑一条水渠的设想，经过层层做工作：上新屋人要改变面貌，命运要自己掌握。如果村里有条水渠，农田灌溉和人畜用水问题就解决了，长期饱受旱灾之苦的上新屋人就翻身了。这一动议，很快得到村里人的支持和拥护。童玉堂采用目测与脚步丈量的方法，确定水渠的位置和走向，从村南大头山下沿途放样、清理、打桩、挖坑（渠）清土、削平丘坡，废土回填沟壑，砌石垒土夯实坝体，修筑环村水渠。
更为可贵的是，童玉堂动员父亲童赏春投入巨资，在引水处的竹塘溪上游上新屋段筑起截水坝，形成人工蓄水湖水利工程。因坝体形似斧头状，故名“斧头坝”。
经过一年施工，水渠顺利建成，长约1.25公里，宽5米，深0.75米。从此，自竹塘溪斧头坝引入水渠灌溉全村千余亩农田，彻底改写了干旱缺水的历史。村民非常高兴，给这条水渠取名为“翻身坑”。
几年前，村里曾利用村东的甘溪河道，用机埠水泵提水，引入“翻身坑”东段，水可逆流到大头山下畈的农田。从而，实现了一条“翻身坑”可两头引水的双向灌溉功能，童玉堂的功绩泽被后人。
被迫离家：恶霸告密遭吊打 被迫离家迁南京
童玉堂回兰后，为了隐蔽对外称上新方（时属石渠乡，今属柏社乡）人。1947年春，因童玉堂敢于为家乡贫苦大众仗义执言，激起了当地恶势力的反感。上新屋村恶霸、保长童杰（1950年被镇压）告密，联名告他有共党活动。农历正月，纠集当地反动武装分子在村余庆堂大厅围殴吊打童玉堂，遍体鳞伤，恶势力还欲将其送押兰溪国民党当局。王玉琳把家里的三石二斗田卖掉，以此获得钱款并托人将此事暂时平息。此时童玉堂感到在村里不能久呆，幸得同村童根华等群众帮助，送上盘缠，童玉堂遂连夜离开兰溪老家，被迫去了南京。王玉琳和子女随后也到了南京，全家住在文昌桥附近。
巧遇S氏：搭棚屋开设书棚 成立情报联络站
童玉堂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大学校本部学生宿舍路上，以搭棚屋开书店贩卖旧书、租书、卖高粱烧为掩护，继续传播革命书籍，维持一家一日两餐的艰难生活。童玉堂常在一些书籍后面隐藏着一些进步书刊，夹着情报，也常有内线同志到内屋取书、交换情报或商谈事务。这时，由王玉琳站在门口，小孩子也被哄到屋外玩耍。童玉堂还讲一些苏维矣等革命故事、唱《国际歌》给孩子听。
童玉堂一直找党组织，因组织上对他前一段历史不了解，暂不接受其组织关系，只允许单线联系。
中央大学至学生宿舍的路上，北傍钦天山鸡鸣寺，童玉堂伺机向在校进步学生打听地下共产党的踪迹。“十年阔别喜重逢，犹是当年海上兄”（童玉堂诗句）。巧遇10年前在上海有过接触的中共党员沙文汉（1908一1964，宁波鄞县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1936年春童玉堂曾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曾与沙文汉接触，后又失联。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情报工作，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将童玉堂引荐给沙文汉之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安排童玉堂以收购古董、卖旧书的身份作掩护，成立地下党工作情报联络站。童玉堂非常庆幸自己联系到了党组织，欣喜之余赋诗赠与沙文汉，因时局动荡，故隐名：
寄S
1947.于京门
十年阔别喜重逢，犹是当年海上兄。
推食解衣情似昨，拖雏携妇愧更穷。
茫茫大地途多阻，落落孤怀趣寡同。
惟有清晨堪共听：鸡鸣寺里晓来钟。
(注：S系沙的拼音首个字母)
三度入狱：掩护学生领袖 再三被捕入狱
童玉堂对党忠心耿耿，按时完成南京地下党学委委托的任务。特别是与中央大学进步学生结识甚广，并与学生领袖戴成鳌（兰溪县厚仁镇上戴人，解放后任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平反后任刑事庭副庭长）成了忘年交。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统区人民反战呼声日渐高涨。当年夏，中共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中大校友联谊会”，委派童玉堂并吸收校内进步教师参加，掌握分寸，支持学运及组织应变工作，与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给大家出点子，经地下南京市委学委采纳后，绕过了一些险滩暗礁。5月，因物价暴涨，公费学生副食费未能相应调高，学生于12日起罢课并串联他校成立“学联”。20日，为抢救教育危机，在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的领导下，参加反內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向国民党行政院请愿示威游行。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殴打镇压，学生冲破军警包围，并引发冲突，有学生受重伤，多人被捕，酿成“五•二”惨案。当天，“学联”对外举行记者会，以引起社会各界同情，并借此向政府当局抗议。反內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加速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
此后，国共双方人员在中央大学较劲，而学生动辄罢课游行，政府弹压引来更大反抗，而社会人士则愈同情学生。
1948年春，童玉堂在南京因掩护戴成鳌等学生会运动而第三次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同年7月，经组织营救和父亲童赏春重金保释出狱。出狱后，依照我党在国统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继续坚持隐蔽战线的工作。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解放军炮声隆隆，童玉堂就轻声地唱着《国际歌》，还对家人讲：“天快亮了，大家都要过上好日子啰！”（“踏翻多少坎坷路，始见江河浴日红。”戴成鳌诗句）
到1985年，戴成鳌为了怀念这段珍贵的友情，更钦佩童玉堂为党工作前后三次入狱。在狱中经受了长期酷刑和虐待，但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严守党的机密，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斗争，受到狱友敬重。于是，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上面有童玉堂亲笔写在《郭沫若诗词》旧书边角夹缝中的诗整理出来，并将诗集刊登在1985年金华《艺术馆》第36-39页《棚屋诗抄》，同时将《艺术馆》赠送给兰溪县委党史征集小组。
革命伴侣：夫唱妇随共同革命 智勇巾帼不让须眉
在旧中国白色恐怖笼罩下，王玉琳与丈夫童玉堂并肩作战，为童玉堂传送情报时手提装有情报的菜篮，拖儿带女作掩护，巧妙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及时完成谍报送达任务。
童玉堂囚禁于平凉期间，王玉琳佯装成国民党勤务兵前往探监传递情报。
童玉堂在南京棚屋卖书期间，国民党特务经常要来搜查所谓的“禁书”——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的书刊。有时候来不及秘密转移或分发，王玉琳就急中生智，让孩子躺在装有“禁书”的箱子上面，并在旁边堆放杂物，以确保“禁书”安全躲过一劫。
在童玉堂入狱期间，王玉琳历经艰辛，既要照顾多个子女，又要经常去探监，想方设法，重金保释其出狱。
王玉琳虽然惊心胆颤，颠沛流离，但仍憧憬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在丈夫入狱、一个人独自带着孩子们艰难生活时，却依然无怨无悔。在世时，曾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谍报历险记，当故事教育孩子要坚强生活。
开仓济民：劝父开放自家粮仓，主动救济穷苦百姓
1949年5月，由中共华东局出具介绍信，童玉堂回浙江。先到杭州，根据童玉堂意愿，开始安排在兰溪县工作，期间来到家乡上新屋村，访贫问苦。由于家道富庶，设有粮仓。受共产党为多数人谋幸福，为劳动阶级和劳苦大众谋利益思想的影响，为了体现对人民新政府的支持，童玉堂做通父亲童赏春的工作，动员父亲开放自家粮仓，主动救济村民，使上新屋村部分贫苦农民免遭饥饿，感动无数穷苦村民，此事至今在村里传为美谈。
解放前，童玉堂动员父亲与其六个兄弟分家，自己名下选择牛舍，将好的房屋分给其他兄弟。对此，村里人不理解，戏称他为“玉堂癫鬼”，村里老年人至今还是这样调侃他。
病故金华：新中国首任县立初中校长 革大学习患病病故金
解放初，童玉堂刚到兰溪，因子女多，负担重，当时实行供给制，不能维持家庭生活。1949年8月，兰溪县任命童玉堂为解放后县立初级中学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在任职期间，主持县立初级中学与县立简易师范合并工作，组建了一支新的教师队伍，稳定学生情绪，建立新的教学秩序，废除训导制度，宣布取消“党义”、“公民”、“童子军”等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1950年1月21至23日，兰溪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童玉堂当选兰溪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兰溪城区设市，1950年5月撤销兰溪市，并入兰溪县）。1950年3月，调至金华中学任教（教导处主任）。1951年1月，调往杭州工作。3月，到杭州华东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浙江分校学习。“五一”节那天，童玉堂上街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因天气闷热，又下大雨，牢狱之灾时所患的旧疾肺炎复发。又因病房紧张，医院安排他与伤寒病人同室，不久又染上伤寒。当时青霉素价贵，为了节俭，没有按医生要求用青霉素治疗。9月26日因医治无效，由杭州西苑沙医院派人护送回金华酒坊巷10号，于当日去世，终年47岁。金华行署为童玉堂在金华中学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行署专员杨源时致悼词，金华行署干部和金华中学全体师生参加追悼会。
上交文物：死后文物上交国家 两个子女政府抚养
王玉琳遵从童玉堂临终前嘱咐，将童玉堂珍藏多年的80多件文物字画捐给国家，托孤政府照顾好王玉琳和6个幼小的子女，分别是：童西红12岁、童西黛10岁、童西骏8岁、童西元6岁、童西娓4岁、童西华2岁。童玉堂去世后，王玉琳将文物字画全部上交至金华行政专员公署，当时接收捐献的聂汝川（后调杭州师范学院），经办人为张静（调金华二中，后在金华浙江师范学院），写过一张收条：收到童玉堂书画遗物一箱。其中有两幅极其珍贵的墨宝为明代四大才子唐寅（即唐伯虎）的《猫》和文徵明的《百雀图》，还有《敦煌经》等古画。后收条不慎遗失。
当时，按照政策，金华行署安排王玉琳到市区东泽小学（四牌楼小学）当老师，后调到金华职工业余学校任教。童西华（现在金华竹马）、童西黛（女，已故）两人，作为革命干部遗属，保送到金华保济院（孤儿院）由国家抚养。
狱友照片：生前患难狱友照片 刑期累计三十四载
童玉堂生前遗留的两张照片。据陈振麟1974年11月17日回忆，解放后，担任兰溪县初级中学校长的童玉堂在杭州参加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在杭州孝女路未央邨7号徐梅坤家，见到了温咏之。经温咏之提议，到照相馆拍下了童玉堂和其他6人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出狱释放的革命同志合影。因照片中的人在狱中共患难时间加在一起为34年，特标注为：“记住，这可纪念的34年！”其中童玉堂入狱6年多。
照片中人员名单：
前排左：马均平，入狱5年。
前排中：徐梅坤（1893-1997），又名徐行之，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早年在杭州当印工人，1920年七八月间，参与发起成立浙江最早的现代工会－－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任宣传股股长。1921年底，回家乡参加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后到上海《民国日报》社工作。1922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长。9月，创建浙江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后又赴绍兴、宁波等地发展党组织。1923年6，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执委。后曾任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并兼管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的印刷发行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移到武汉。1927年8月，在萧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后关押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1935年9月，因重病保释出狱。后脱党。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职。1954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前排右：温永之(1905-1985)，曾用名乃平，生于吴兴南浔镇。湖州最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后在湖州市党史研究室工作。
后排左一：林深，童玉堂学生。
后排左二：童玉堂。
后排左三：陈振麟（1915-？），浙江绍兴人。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绍兴第五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苏州团县委委员等职。1930年4月在杭州被捕，1932年出狱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由上海中共中央派往兰溪恢复发展党组织，在兰溪西乡和南乡先后恢复了邵家村、古塘村、唐家村等3个支部，有20多名党员。1933年3月在绍兴被捕脱党。1949年8月重新参加工作，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初等教育师范教育科副科长等职。20世纪80年代退休。
后排左四：王若真，又名王昭、王怊，徐梅坤夫人，解放后在国家商业部工作。
徐梅坤生平自述、陈云同志题写书名的《九旬忆旧》（198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第64页写道：
“在龙泉我住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我去当地招待所看朋友，无意中碰到一位姓童的青年人，经过交谈，得知他是狱中难友童玉堂的胞弟童玉书（毕业于黄埔军校）。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很亲切，来往也很密切。”
《九旬忆旧》第65页：“解放后，童玉堂来杭州看我，告诉我，从那次分别之后，他们四个青年到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指童玉堂的胞弟童玉书和另外三人参加了新四军）。”
由此见证，一个家庭出了两个革命家：童玉堂和童玉书。
另一张是部分家庭成员照片（从左到右）：童西骏，小叔：童玉书，童西元（幼儿），王玉琳，童西黛，童玉堂。
参考资料：
《中共兰溪党史》（一卷）
《兰溪市工会志》
《兰溪一中校志》
金华《艺术馆》《棚屋诗抄》
《中共杭州党史》
发表于 2020-2-6 13: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