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公大帝谈香火奉祀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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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北向很多农村都有各种地方神庙，供奉各路地方神灵，其中一位就是胡公大帝。

古代对神进行敕封的原则是按《礼记．祭法》来的：”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胡公大帝即胡则，为宋人，在《宋史》之中有传记。

民间传说其曾经“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所以有大功德于世，死后被立庙而香火奉祀崇敬，之后又有广慧寺僧人造胡公庙，借着胡公的名气，四处宣扬胡公信佛吃素等，后又各地僧人寺庙，同样借胡公的名气，并捏造胡公与自己的寺庙有因缘，以募集香火，于是又进一步得以流传，再到后来则说其成了菩萨，所以佛教又称为胡公大帝菩萨。

历史上胡公庙有极大的名气， 据《金华府志》记载：“邑人奉祠唯谨，每岁秋仲，浙东西来礼于祠者，率数百万人。”

现代建国至文革结束前，宗教管理比较严，这些信奉被打成封建迷信，但是国家放松政策后，四方赶来拜胡公的人日益增多，来的最多的是温州市区(鹿城、瓯海、龙湾)和温州市下辖的洞头县、瑞安市、乐清市的人，其次还有来自青田、 玉环、上海、江苏、新疆、东北甚至国外的人士。

胡公大帝的名气，在历史上本身主要是因为佛教寺庙的传播变得更为有名，而有名后其它寺庙又借此名气编造各类故事，反复迭代之下，使得胡公的名气进一步的扩大。

然而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乌龙，胡则“奏免衢婺民身丁钱”这个事，在历史上实际上是无关的，因为胡则当年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之职后，改任江淮制置发运使，身任“ 江淮制置发运使 ”，后来任转任“京西转运使”，并没有这个权限上表涉及浙江的事。

而在明道元年(1032)浙江婺州之所以被免除身丁钱，实际上由于两浙路转运司上奏而引起的。

换句话说，免除身丁钱这事跟胡则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同时胡则生身的品行，虽然谈不上不佳，但是也是小有名气的贪污者，当时侍御史知杂事鞠咏上书曾建议：“则丁谓之党，性贪污，不可复以利权任之”。

他贪污的事是有依据的， 胡则在河北为官时，殿中侍御史王沿曾到胡则那里借官船卖盐，然后以他儿子的名义请求买酒场。后来被张宗诲揭发了这些事情，审查属实，当时的解决方式是让胡则出知陈州，刘随就上奏说： “胡则这个人奸邪，贪污的名声天下皆知，原来让他出知池州他不肯去，现在因为罪名而突然给他一个美差，那朝廷拿什么来劝诫在位的官员呢？”

既然如此，胡则生前政绩可以说是平平，为什么去世后得到了香火奉祀，如果仅是佛教的宣传，那么也只会仅仅在底层百姓之间迷信传播，但实际上胡公的影响覆盖是整个地区。

这是因为士族阶层也在为胡则进行推崇，首先胡则有贪污行为，事实上在宋朝尽管薪俸是极高，然而还是鲜有清官，所以一般提及宋代官员，一般都说治政功绩，至于廉洁不廉洁这事，基本上大家都不提。

由于胡公的信仰已经在民间有了相当大的信奉基础，所以永康县人将胡则看作是本地士族的代表人物， 所以永康全县读书人联名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朝廷承认“佑顺侯”乃胡则的神号。

然而当年宋朝封“佑顺侯”实际上是封给方岩山神的，因为传说该山神曾经显灵佑助王师平定叛乱，但是被永康人附会到了胡则身上，并说方岩神就是胡则。

由于上书请愿极多，所以朝廷就批准了说“佑顺侯”这个封号就是给胡则的，从此胡则便有了正式的神号，再后来又被朝廷不断加封嘉应、福泽、灵显 ，成为了八字封号，在南宋淳祜年间由”八字侯”上升到了”显应公”，后来又加上了”正惠、忠佑 “。

正因为士族的影响，前面说的官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漏洞，直接导致康熙年间，永康县志中偷偷篡改改胡公的官职名称，试图填上这个漏洞。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胡则成为胡公大帝，整个过程其实有很强的戏剧性，后世尊奉的胡公大帝，其实上与胡则本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并且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加入了大量编造的故事传说在到了胡则身上，事实上很多完全是子虚乌有。

但是如果去向胡公大帝信仰范围内的人群去询问的话，他们都会众口一词说胡公大帝是非常灵验的，并且作为正神信仰存在，哪怕是不信神佛的，也不否认胡公是在乡贤祠中是应该供奉的。

在以前的文中指出过，在传统的认识中，当被朝廷敕封之后，百姓都进行香火朝拜，去世的亡魂就会脱离丰都，便会由阴灵转变成明神，改由东岳所管辖成为地衹，而地衹的特点便是可以自由往来于人间，所以地衹是否灵验，取决于地衹与所信仰人群的互动。

胡公大帝一方面是有人的原型，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实际上已经逐渐包装了上新的形象，虽然胡则虽然生前并没有大的政绩，然而功国利民事还是很积极去做的，所以在其去世后，虽然因为误会被奉祀，但仍然能够起到泽被一方的作用。

香火中的事大抵也是如此，很多都是虚幻的，然而这种虚幻并非是虚无的，因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除了用物质化一面来认识外，还有思想的一面，举例来说：

1、有一个苹果

2、想象有一个苹果

3、有任何想象

前两者1与2比较时，从物质角度可以区别存在与不存在，而后两者2与3比较时，从思想角度可以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从物质角度，相对1来说，2与3都是不存在的，从思想角度，则1,2则都是存在的。

所以即使想象出来的，但它只要成为一种认识，变成一种思想，即使是是虚幻的，却也会潜在驱动人的行为，于是它又不是完全虚幻的了。

当然这个解释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仅仅从思想的角度，只能解释到对人的影响上，很难解释对人影响以外的事物上，然而在现实中是往往能看到一些事件是显然受到是人以外的影响。

比如天要下雨这种事，理论上人的行为是难以影响到气候变化的，然而古籍中记载的祈雨多有灵验，并且往往祈雨有验的神祠，通常集中在固定的几处，并经年有验，这并非能够使用幸存者偏差所能解释。

古人在农业生产祈求神明赐福，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实际上是一种奢求，因为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鬼神虽然会拥有一些常人不具备的能力，然而并不代表这种能力可以无限夸大，最简单的例子来说，诸如星体运转所导致的一些天灾或节候的大范围变化，或是因为地壳运动产生的海啸或地震等，都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些神话中，会将这种天地之灾说成是神明对人间的惩罚，这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信仰而产生的诡辩逻辑，因为大凡这样的神话，都一方面需要极力吹嘘鬼神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将鬼神的无能为力的范畴作出解释—-通常原因是因为人间太堕落，所以神明袖手旁观或是故意惩罚。

这种利用对自然的恐惧而加强对信仰的统一做法，实际上并不会为鬼神带来更多的力量，正如基督教曾经是著名的一神教，教徒遍历西方，然而即使这样庞大的信仰人群，也无法使得上帝更加灵验或是通过某种现实的方式显化人间。

比如中国拜观音菩萨的人群是最多的，甚至比拜释迦牟尼的还要多得多，然而这些信仰所提供的力量，也无法使得观音能够变得更加灵验，起码连经中吹嘘的念念菩萨的号，立即官讼就能散掉，上了刑场也能马上给放了之类，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

这是因为任何鬼神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在初期提供足够的信仰是能够加强它们的力量，从香火的鬼神世界来说，因为一个神明如果有了有了神号，那么其麾下同样会召集有大量的鬼神，并且大多数香火奉祀，都是相当于提供给这些麾下鬼神的饮食与俸禄。

所以会出现初期信的人增多时，一个神庙里的神明就会显得更为灵验，但渐渐人群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便需要另立新庙，庙虽然不断增多，但不同的庙的灵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虽然同为奉祀一个神，但是实际上在各庙中其麾下鬼神并不相同。

印度人在香火这一块，有一点做得是非常有开创性，他们将生前的修行与死后奉祀结合在一起，提出来了在生前也需要大众供养，死后修行有成便能脱离轮回，于是反过来能护佑供养的人群，将与生与死连在了一起，并且在观念上并不重视个体，而是重视组织团体，例如原始佛教的僧团制度，分化出现大乘佛教开始收供养，不过其时有一点便做得很好，接受供养的是时候宣称的就是供养的僧团，而并不是其中某个僧人或个人。

这便很好解决一个疑问，如果供养的人最终没有成就怎么办，由于供的是团体，那么团体中总有修行成的（虽然也其实未必有），是利益均沾的，另外一方面，通常这些组织也会四处宣扬说供养能带来大量的益处与功德利益，而从其宗教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没有问题。

在香火中构建的神明，是要守一定规矩的，首先原型人物一定要是善良的，正直的，乐于助人的（不然供来干什么），虽然世间没有完美的人格，但是起码生前事迹要有可塑性，比如非要说秦桧忠君爱国，虽然某种意义他确实很忠君，然而大众是绝对接受不的，因为公共形象太糟糕。

这个原则很重要，尤其是禁止构建邪神，因为邪神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而且铲除很难，典型的如民间宋代以前供奉的五通邪神，因为宣扬 “能使人乍富” ，所以贪图眼前之利者极众，奉祀者虽多，但一样不能得到转正，仍视为淫祀来进行禁止，所以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信得人多了，就会成为朝廷敕封的对象。

邪神并不是那么容易禁得掉的，因为本来就有不少人是不顾长远利益而好投机的，所以仍然有大量私下奉祀的人，故而屡禁不绝，对于这个曾经出过两种办法应对，无非都是偷天换日的办法，第一种就是改用五显来代替，由于五显华光大帝的形象与概念与原始的五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改变了香火的导向。第二种就是曾经有个道士，试图扭转五通的形象，将其由邪神改由正神形象代替，曾经颇有影响力，不过影响地域范围比较有限，不过也形成了部分地区拜的五通神形象完全与其它地区不同，不再是原来的邪神。

同样在关羽身上也有相同的特点，早年关羽的信仰是一种礼厉的行为，因为关羽属于战场凶死，后来被佛教引入用于恐吓那信众，所以早年关羽本身是作为邪恶的厉鬼存在的，之所以要供奉是为了避免被鬼所害，这个形象一直是到了宋代才有了改变。

当时关羽的老家山西解州发生了一场灾害，解州盐池连续八年没有产出一粒盐，这并不是小事情，因为解州池盐的财利，在北宋达到了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后来虽然所占比重没那么高，然而也高达六分之一，八年不产盐事情极为严重。

根据上古传说，蚩尤与黄帝大战，失败后倒地化为盐池，所以解州盐池的水一直是呈红色的，盐池不出盐，被认为是蚩尤作怪，这其实是后世小说家所添。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会解池水溢了，所以导致不产盐，说是业龙造成的，只有靠天师可以治，然后就召了虚靖天师 ，投下铁符，震死业龙，然后解池又开始产盐。

（崇宁四年八月，赐敕书令发运使胡师文，礼遣赴阙。既至， 会解池水溢，诏问之，对曰：“业龙为首，惟天师可治。”召张继先至，投以铁符，龙震死，而鉴复。 ）

因为这个记载是很含糊的，铁符上刻的是什么也是不清楚的，不过按照道教内部的说法，虚靖天师用酆都法召来关羽与蚩尤大战胜利了，然后解州盐池也开始出盐了。

至于其时到底是不是蚩尤作乱，这个恐怕是由后来小说家所添，因为关羽再是三国名将，与蚩尤也不会是一个层面上的，但传说无所考证，不过虚靖天师做法后，解州盐池又开始产盐了这是史实。

事实上，历代朝廷进行敕封，都是有功才能封，不然是不能封的，按美国学者韩森（V.Hansen）研究南宋民间信仰，指出神明至宋代得到官方的封号，都是由于灵验，而中国学者包伟民概括她的说法说：“越是灵验的神祇，所得封赐的品阶也越高”。

解州产盐一事解决，便是一个功绩，所以宋徽宗开始封其为”崇宁至道真君”，在这之后，关羽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转变，由原来的厉鬼转变成了有功于国家的正神，再后来仅宋朝就得到了六次敕封，明朝达到了十次，清朝也达到了十余次，

后世在《三国演义》出来后，关羽事迹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明清时达到了高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原来的关羽可以说只是个莽夫，而初时被佛教引入供奉时是吓人的厉鬼，然而这并不能后世的关帝混为一谈。

因为无论是胡公大帝也还好还关帝也好，初期可能都是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得到了奉祀，然后又机缘巧合得到了赐封，但是后来的多次加封却是建立在他们灵验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灵验也正是民意的体现。

不仅这些泽被一方灵验事迹，还包括多年来民间不断的构建包装出来的优秀的形象，其中包括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而这些种种是值得让人生敬的。

所以，凡修道者历神祀之所，只要并非淫祠，便应满怀敬意，心注玄机默默感受其气场，感悟其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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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大帝曾是北宋初期的一位高官。姓胡名则，字子正。 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元年（963年）农历八月十三生于永康县胡 库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官至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 等要职。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1039年）农历六月十八日病 逝于杭州。他为官清正，操守过人，治世力主宽刑薄赋，兴革 便民，做了一些为民请命、造福乡民的善事，特别是“奏免丁钱” 一事给当地民众减轻了负担。民感其恩而为之立庙，他便从一位历史人物走进了仙家的殿堂，受享民间香火。他的 边上是他的夫人——胡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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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灵千年
　　————峨峨方岩，肃肃胡公
　　
　　
　　“八月十三，七十二个胡公上方岩。”
　　秋高气爽，西子湖一日日地沉醉于桂雨天香，原本就温柔的风光显得更加慵懒，而暴躁的钱塘江因为要酝酿在五天后击出的那记重拳也深屏呼吸暗暗积蓄着力量，古越大地一派静谧。但就在这时，杭州往南三百多里外的一座山间，却猛然声响大作，抢在钱江潮之前在江南腹地掀起了一波大浪。
　　方岩，这座浙中名山，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山门大开，一组又一组来自四方的盛装队伍在鼓乐铙钹中歌舞着上山。每一组都是举着庄严的旗牌在前鸣锣开道，再由几对金龙拥簇着黄伞掌扇等全副仪仗引导香案神座，之后跟着雄纠纠挥舞着雪亮刀叉的武术队——“罗汉班”，接着是少女们妆扮而成的蝴蝶、水族，再是舞狮、高跷、抬阁、纸马、大头娃娃、三十六行等各式民间舞戏······
　　礼花炮仗一路轰鸣，山谷间回音四起，气势愈发霸道。人们看着一个个爆竹在空中粉碎、一根根鼓杵欢快地跳跃、一张张嘴不停地开合，却难以听清任何声音，只觉得脑中嗡嗡作响。于是再冷漠的人也不禁开始血流加速，每一颗心都剧烈跳动起来。
　　这一股股滚烫的潮水从山脚涌起，蜿蜒盘旋着，迅速淹没了整座山；所有的浪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呐喊着奔向山顶的胡公殿——每支队伍都要在殿前尽情表演一番。殿内则排满了供桌——祭品自然都是最隆重的猪头全鹅；供桌间的空隙被祷祝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把大殿撑得几乎要裂了开来。殿堂依山洞而建，多年的香火，早已将石壁熏成带着油脂亮泽的灰色，此时烛焰熊熊，更是大放光明。
　　烟火缭绕中，依稀可见神座上，胡公——那位赤面长须的神祗——微笑着俯视众生的虔诚与狂欢。
　　这天，方岩，这座丹霞地貌的典型山峰，通体放射出比往日更加夺目的红光，映照了整个浙中盆地。
　　
　　农历八月十三，是胡公的诞辰；“七十二个胡公上方岩”，指的是各处的信徒组织起来上方岩祭祀“迎案”，为胡公祝贺生日，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胡公庙会。
　　胡公，民间尊称为“胡公大帝”，古老相传灵验得很，“有祷无不答，有求无不应”。胡公信仰，绝不仅仅是方岩及其所属地永康的地方风俗，据胡公研究专家胡国钧先生考证，仅这个信仰圈的最核心地区，就覆盖了一万九千平方公里；而胡公信仰的辐射圈还要大大超过这个范围：早在清代，胡公庙便遍布全省十二府七十六县中的十府六十二县，同治时，“浙东千里，几无一乡一邑无（胡）公庙······余郡暨绍、台、温、处诸郡，公庙以千计（应宝时《重建胡公庙记》）。”作为一个地方神，能具有如此影响力，不仅堪称江南之最，便是以全国来说，也是少有的。直到今天，来方岩的，除了单纯的游人，还有很多千里迢迢专程来祈福还愿的外省香客。
　　甚至连毛泽东都知道永康方岩有这么一位“大帝”。1959年他在接见永康市委书记时就曾说过：“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
　　毛泽东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则，是北宋时的一个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
　　胡则（963—1039），字子正，永康人，举进士后，历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最后加封兵部侍郎致仕，为北宋前期一名中高级官员。他一生最大的惠政，在于奏请免除江南各地的身丁钱——最终争取到永免了衢、婺二州，百姓感佩，遂于其少时读书之地方岩山立庙祭祀。相传常有灵验，并曾于北宋末年的战乱中显圣，于是此后香火日盛，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胡公信仰。
　　
　　胡公既有原型，按理乡党本应大颂特颂其生平政绩，然而当一位位有志于揄扬先贤的文人踌躇满志地摊开厚厚的史书，翻到胡则这页略一浏览后，却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很多人就此长叹一声，黯然放下了手中的笔；回转身来，安慰自己与乡人，仅是奏免身丁钱一项，胡公便足以承受千年的祭祀了——谁都知道，有宋一朝冗兵冗官，简直是史上最拮据的王朝，开支大势必征敛重，“宋代租额，七倍于唐（钱穆）”，而在此基础上南方百姓还得额外负担五代割据王国留下的苛税身丁钱，更加苦不堪言，一有灾年便难以存活，胡则此举确属功德无量。
　　称颂之余，他们的心中却老是纠缠着一句话，忍不住想说些什么，但又想到祭拜胡公时，儿童说错话大人忙惶恐地用草纸擦他嘴巴的情形——意思是请胡公大帝别见怪，小崽子不懂事胡说八道，您老人家就当他放屁——于是额头不觉渗出了尴尬的汗珠。
　　这句话在《宋史·胡则传》的最后部分，只有四个字，但千年来却如同四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胡则乡党的心里：
　　“则无廉名。”
　　“廉”字的解释一般都是指“廉洁”；“无廉名”，也就是意味着贪婪——难道，这位胡公大帝， 口中的“清官”，在世时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巨蠹？
　　然而，胡则的墓志铭上却赫然有记：
　　“其轻财尚施，不为私积，士大夫交称之。”
　　也许有人对这类文章不屑一顾，认为为人作墓志自然要多加溢美，谀墓罢了。但为胡则作此铭的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铁骨铮铮，千百年来公认的正直，即使是当朝天子，也无法令他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
　　他就是慨然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名臣范仲淹。作为后辈，范仲淹曾在胡则部下任职，他对胡则的评价无疑是很权威的。
　　于是问题来了：史官所云的“无廉名”与范仲淹笔下的“轻财尚施”，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胡则呢？
　　
　　当我对照史书墓志铭，将胡则的一生细细捋一遍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胡则的“无廉名”，祸根居然就是这“轻财尚施”！
　　那时，胡则才是三十来岁。
　　透过菜肴蒸腾的热气，看着客人——那位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人——一次次装作不经意地暼着桌上粗糙的陶土酒具，眼中的狐疑之色越来越明显，刚就任许田县尉的胡则心中暗暗发笑。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一杯杯地敬着酒。
　　客人看来心中甚为郁闷，来者不拒大口大口地灌着酒，没多久便有了七八分醉意。终于，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举起杯子，仗着酒意嗫嚅着想说些什么。
　　胡则呵呵一笑，不待他开口便拉着那人重新坐下，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个包袱，轻轻推到那人面前。
　　“丁兄切莫多想——胡某素贫，唯一值点钱的只有原来那套酒器；丁兄即将启行折桂，胡某无以为赠，就用此以助行色！”
　　看着桌上的包袱，那人原本就喝红的脸色顿时涨得发紫，端着酒杯的手有些微微颤抖起来。他凝视着诚挚的胡则，眼中隐隐有泪光闪动，良久良久无言，最后使劲点点头，一仰脖干了杯中的残酒。
　　此事载于沈括的《梦溪笔谈》。那客人是个赴考的举子，来胡则处打秋风拉赞助。胡则原本待他甚厚，但这日胡则宴请他时，却见平日所用的精美酒具都换成了粗劣的陶器，他便以为胡则已心生厌恶了，当下大失所望便想告辞，不料酒器却是被胡则换成了银两，尽皆赠送与他。此人感激莫名，“甚愧德之”。
　　也许是胡则是幸运的，他资助过的那个穷书生及第后很快便做到了宰相，他不忘旧德“极力携挽”，胡则因此“卒至显位”；或者应该说胡则是不幸的，因为这位宰相是一位心术不正，“天下目为奸邪”的人物：佞臣丁谓。
　　于是，受到丁谓提携的胡则在世人心目中自然成了奸党中人。
　　“廉”，还有另一个解释：正直。或者史官笔下的胡则“无廉名”，指的就是这个涵义——奸党中人，还能算是正人君子吗？
　　可能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宋史》中，尽管提到曾经有人弹劾他“奸邪贪滥闻天下”，却并无胡则贪污受贿的具体记载。
　　但于史官而言，胡则贪污与否也许并不重要；你是丁谓提拔的人、丁谓的亲信、丁党，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足以给你下个“无廉名”的评语了。
　　推出那包银两时，胡则一定想不到，他的酒器最终换来的竟然会是那样一个评语。
　　
　　对胡则被划入奸党，其实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光绪年间的《永康县志》就收录了一篇由贡生程夔初写的《胡公丁党辩》。
　　这篇文章着重在道德上为胡则辩护，认为行事如胡则者，绝不可能阿附任何一党，史评“谓之党者，徒观其迹而不知其心者也。”他的证据很确凿，事实上，《宋史》与范仲淹的墓志铭都郑重记录了此事。
　　丁谓倒台之后，被贬往海南，胡则也受到了牵连被降职，处境十分尴尬；若换成一般人，此时定然忙于撇清与丁的关系，即使不反戈一击也得离漩涡中心越远越好，但就在这丁谓的亲友宾客鸟兽散尽之际，天下独有胡则不理会物议，一次次派人不远万里到丁谓的贬所“馈问如平日”。
　　范仲淹行文及此，不禁感慨：“此又人之所难矣！”即便是苛刻的史官，也不得不称赞胡则“尚风义”。
　　程夔初据此为胡则争辩，认为胡则若是结党营私之人，是万做不出如此患难相恤之举的。胡则当初赏识丁谓，正如日后赏识范仲淹，从惜才的角度来看并无过错，最终两人一邪一正，各自修行理当各自负责。所以他写道：“盖其视贫贱富贵患难如一辙，故其心光明俊伟，而其志初终不移，是唯公平无私者能之矣！”
　　在此基础上，程夔初进一步为胡则辩护：“世徒见晋公（丁谓）用而胡公进，因疑其党耳，不知公平生仕途，为国为民，历有政绩异能，公之才德自足重用，不必晋公汲引也！”退一步说，就算胡则的确由丁谓提拔，也不过是因为他深知胡则之才罢了。其实丁谓也非穷凶极恶之人，足智多谋多才多艺，能力很强，连寇准都曾极力向朝廷推荐于他；且为官勤奋，也干了不少如整理粮赋之类的实事，尤其是在安抚边疆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只可惜权术用得过头，逢迎皇帝打击异己构陷君子，最终留下了恶名。在无碍权位的情况下，他也不想误国，当政时自然也需要能治国安民的干臣。
　　对于胡则的吏才，《宋史》是相当肯定的，《胡则传》第一句就是“果敢有材气”；在总评中提到胡则等人时，也说“能任剧繁”——能胜任复杂艰难的工作。
　　综观胡则官宦生涯，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仁”，且不提后来最著名的奏免身丁钱，早期的经历便有许多可敬之处。行河北道时，省冗役十余万，“民得休养生息”；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在洪灾中冒险出巡，仔细审理已判处死刑的囚犯，纠正错误，救活了十九人中的九人；福州任上，朝廷强卖已征收赋税多年的官田，被重复剥削的佃户“不胜弊”，他连上三封奏章据理力争，最终逼得朝廷将田价减免了一半······
　　胡则的仁政不仅仅只温煦自己治下的子民，甚至延伸到了海外。在广西时，有艘外国商船被飓风吹到海南琼州，食匮资竭，窘迫万分，无奈之下只好开口向官府申借。本来地方政府是断然拒绝的，理由是夷人没有信用，再说他们随风来去，谁知道还会不会回来；胡则慨然道：“他们遭了急难，走投无路来投我，岂可置之不理？”于是他自己出面担保，贷给洋商一笔巨款，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但要做成一个好官，仅有仁慈是不够的，还需要很高的智慧；如果仁慈有余而聪明不足，在官场上往往四处碰壁甚至自身难保，遑论济民安邦？
　　写到此处，脑中突然跳出一个俚语：“永康鬼。”此“鬼”，非鬼神之意，乃是邻近县市调侃永康人的谑语，说好听点是聪明，难听点就是狡黠。
　　胡则便是一个极聪慧的人。仅从他善于识才，能在人海中辨识两大日后的名相丁谓与范仲淹，以国士待之——范仲淹倒也罢了，据说丁谓还生得猴形斜眼很有些猥琐——已足以显示其不凡的智慧，而另一件事更是充分体现了胡则身上的永康“鬼才”。
　　胡则三十四岁那年担任宪州录事参军。其时太宗用兵西夏，胡则的职责是协助河东路转运使索湘督办军粮。战争进行了小半年，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一天天耗下去，师老兵疲，大军越来越没有斗志，主帅李继隆心中沮丧，便盘算着退兵。若直接撤军，势必要承担作战无能的全部责任，那李帅深谙为官之道，便气势汹汹地给索湘下了个公文：“我大军即将深入作战，你部的钱粮能否跟上？”这时索湘手头的粮草早已见了底，接文后愁得简直想上吊，胡则得知微微一笑，建议说：“他其实师老将归，不过是想借粮乏的理由推卸责任罢了——不必管他，回书说有粮就是了！”此举谎报军机，干系极大，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索湘思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硬着头皮搏上一把，依胡则的意思回了书。没几日，李继隆退兵，没找到垫背的，只好自己背着那口送不出去的黑锅灰溜溜回朝了。
　　胡则便是凭着这过人的精明，不仅在所有任上都“能任剧繁”，政绩斐然，并且还能取得上司甚至皇上的欣赏——有次召对后，太宗便曾满意地对左右人说：“州县中竟有如此人物！”因此，胡则在丁谓败后，虽然遭到了相当激烈的攻击，但终能安然渡过，甚至一度得了在很多人眼里视作“美职”的官位，最后升兵部侍郎致仕。
　　然而更可贵的是，胡则并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自了汉，更不是耍心机争权夺位之徒，相反，在很多事情上，他不顾后果奋然挺身担当。像那次贷款给洋商，连下属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万一夷人一去不回，你胡大人就是倾家荡产也填不足亏空啊；还有那次连上三章反对朝廷强卖官田，口气越来越严厉，最后甚至连这样的话都对皇帝说出来了：“百姓的疾苦，刺史本当向陛下反映；若是朝廷对刺史的谏议置若罔闻，那么还要这样的刺史做什么呢？”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们再装聋作哑我胡某就撂挑子不干了。
　　应该就是这份仁心、智慧，和勇于担当，为胡则身后被神化深深埋下了基石。
　　那次有关胡则的谈话，毛泽东这样结了尾：“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也应该多做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熟读历史，如此评价，正是对胡则一生最好的总结。
　　或者，对胡则来说，“无廉名”也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好，身后的任何褒贬都无关紧要，他只知道自己的一生过得很坦荡，这就够了。
　　从范仲淹的铭文上可以看出，胡则的晚年很逍遥：“退居西湖，乘画船，击清波，深樽雅弦，左子右孙，与交亲笑歌于岁时之间，浩如也。”
　　字里行间，隐隐可以看出这位当时正苦苦肩负着天下重担的江苏人，心底对胡则这种耗竭精力后问心无愧的安逸，竟也有着那么几分疲惫的向往：
　　“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当史书上那几块碍眼的石头慢慢碎成齑粉之后，重新看去，泛黄的纸面上竟出现了一个隐约的人影，大袖挥舞之际，居然很有些熟悉；但努力想辨认时，却又忽近忽远模糊不清。
　　于是我再次一遍遍读着那几篇胡则的史料，慢慢的，有几件事引起了我新的思索。
　　胡则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经济工作（与银子打交道太多，少不了请托应酬，容易遭人猜测，这或许也是被攻击“无廉名”的原因之一吧），且随处得心应手处置裕如。
　　代理三司使（全国财政最高官员）时，胡则上书言通商五利，建议改革盐法，放宽商禁，变官营为商销。
　　在福州时，胡则的前任曾邀请一位四川学者龙昌期前来讲学，并给了他十万贯的酬劳，但后来他因事获罪，株连到了那位学者，也被从成都械送过来。胡则见状立刻释放了他，用自己的俸禄替他偿还了款项，并待为上宾，临别又赠了一笔钱。这原本符合胡则“尚风义”的性格，不足为奇，但要害在于，那位龙昌期是个以离经叛道出名的学者，“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被欧阳修论定为“异端害道”。
　　再联系史书中“果敢有材气”的评价，猛然间若有所悟；回头再看范仲淹对胡则的总体印象，心中不由一震。他说：“公富宇量，笃风义，往往临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讥之，公亦无悔矣。”
　　这几句话反复读去，忽然觉得纸面上的影子开始渐渐清晰，恍惚间看到这行文字剧烈扭动起来，笔划开始错位移动······终于，烟消云散，重新组合的铁笔银钩在眼前勾勒出了一个目光炯炯，须发飘扬的清癯汉子——
　　陈亮！
　　原来，这位在胡则逝世104年后出生的永康同乡，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辛弃疾比做陶渊明诸葛亮的学者，其行事思想，竟然早已在胡则身上埋下了伏笔。
　　陈亮性格最大的特点，便是不为俗说拘束，即使是儒经圣典，他也要重新审视。他连《论语》都视作普通的学问，对亚圣孟子的性善论也有异议：“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他还为当年被圣人周公诛杀的纣王之子武庚翻案，说武庚是孝子忠臣；他甚至一脚踩入了千百年来少有人涉的禁区，为饱受儒家压迫歧视的商业平反：“亮以为：农商一事也！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隔！”
　　集中体现他的思想的“亮以为”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凡事做得成功了必定自合天理；若是做得糟了，定是你的道理有问题——哪里来空洞无用的理；更那里来只要正襟危坐，便能救天下出水深火热的事！由此他讽刺那些只讲动机不干实事的腐儒，自以为得了圣人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不过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的蠢材，几乎把所有天下人都贬了个一钱不值。
　　可以说，这一整套震惊朝野影响深远的学说，其源头都滥觞于胡则那种“临事得文法外意”的独立精神；他的重商思想，更是与胡则倡开商禁直接呼应。
　　在此基础上，他“倚天而号，拔剑而舞”，终于喊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口号：“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研究学问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未必定要成为儒者！
　　这声长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应和着地球那边，文艺复兴先驱们呐喊的一声号角——来自古老东方，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号角。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
　　陈亮死后，其好友叶适在悼文中悲愤地写下了这两句话。
　　与胡则的“无廉名”类似，《宋史》也给陈亮记下了一条刺目的记载：“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而光大胡则“人或讥之，公亦无悔矣”傲气的，则是陈亮豪气干云的自赞：
　　“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从胡则到陈亮，尽管功业不同，但似乎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方岩山北有五峰环列，之一石壁下离地十余米处有若干天生石洞，其间风景清幽秀丽，建有一书院。陈亮曾于此读书讲学，离胡则当年读书处，不过数里。
　　为什么与其他地方的士子读着同样的儒典经书，胡则往往“得文法外意”、陈亮则成为惊世骇俗的“狂怪”，或多或少最终都偏离了一般人的轨道呢？
　　是方岩，或者说永康的水土独特，方才蕴育出如此自开心眼，不为俗世束缚的人物吗？
　　仅仅是因为永康山多田少，逼着人做生意养家糊口，从而慢慢衍生重商思想，渐渐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吗？
　　我无法解释永康为什么会成为这种开放思潮的重要中心，我只知道，南方人容易离经叛道是很好理解的。我以为，这应该是由于相比北土中原，南方毕竟开化得晚很多（唐时有一些南方省份因中举人少，偶尔中了一个便被视作“破天荒”，到了宋初还有南人不可为相的说法，有人说胡则受到祭祀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开八婺科举之先”，是本地出的第一个大员），没有经历与儒学一起成长壮大的过程，故未能彻底渗入精神深处。打个比方，中原人从小跟随严师研读，白纸上描图，对教诲自然深信不疑；而南方学子却像一位已接近成年的人，多少有了自己的想法，此时得书再读，便是再下苦功也不能为自己完全洗脑。
　　儒政时代，不能洗尽脑中那些与正统学说龃龉甚至相反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陈亮最大的论敌朱熹被捧为卫道的新圣人之后。
　　此后八百来年，陈亮始终被挤到角落里，除了作为朱子等圣贤的反对面出现，很少有人系统地钻研他的事功学说，倒是他倜傥豪放的诗词与翻新出奇的史论还能引起后世一代代英雄涔涔汗出拍案称叹。
　　永康有种著名的特产，松化石，形如古松而质为岩石，其实是上古林木埋于地下硅化而成。古县志载有一个传说，云唐建中间，有仙人马自然来永，一夜听得道观前巨松松涛呼啸如龙吟，便指其身言：“尔已三千年，惜不可成龙，当化石！”言毕风雷大作，巨松被击作数段，皆成石。
　　发扬胡则“文法外意”而成的陈亮学说，正如这株巨松，根须被那片坚如铁石的大地牢牢攫住，再咆哮挣扎也摆脱不了，无力夭矫腾空遨游霄汉，只能在时光的侵蚀下一寸寸化为石头。
　　在心脏凝固的最后一刻，陈亮用金石般铿锵的声音朗声吟诵：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漫长的暗夜，五峰书院始终书声朗朗；无论何时，只要仰头，疲乏的学子便能望见岩顶胡公殿中发出的烛光，于是便能精神一振，心生无限暖意。
　　无边黑暗里，香火不灭，薪火也在代代传承······
　　冻土下，那只倔犟的笋尖在默默等待着，等待破石而出、抖尽残冰怒刺九天的那一刻。
　　
　　“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终于，神州上空炸起了一声霹雳般的春雷，沉睡多年的石松猛地一颤，脆响声中，冰冷坚硬的表皮开始龟裂，粉尘石屑簌簌而下。
　　千年石松竟然发出了嫩绿的芽来。
　　不用多久，永康城乡便苍松成林，触目尽是郁郁葱葱。
　　改革开放后，永康人如鱼得水，遍地工商，经济飞速发展，进入全国百强的前五十名，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五金之都。
　　永康人是感恩的，富庶之余，想起了为他们引路的先贤。他们化了很大力气整理了方岩风景区，修缮了五峰书院，立了陈亮塑像；当然，他们也忘不了胡则，在胡公祠前树起了毛泽东手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碑，还每年开展以“打罗汉”等民间文体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胡公庙会。
　　方岩山脚，也立了一块巨大的照壁，上刻南宋高宗御笔“赫灵”二字。日光下，金字楷书熠熠生辉。
　　千年后，此“灵”终于大放异彩。
　　站在照壁前仰望方岩，山体平地突兀拔起，四面如削，绝壁丹霞，异常庄重而雄伟，酷似巨柱擎天，又如天降一方巨印，披着氤氲的赤焰，重重印在永康大地上——
　　印在人们心中。
　　
天涯社区 楼主：江南药师
　　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