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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岁，是父亲命中的劫数。
那年（2010年）的大年初八，歇了大半年的父亲去表哥厂里上班。父亲虽有些许退休金，但他生性勤劳，在家闲不住，于是与表哥说好年后去他厂里上班。父亲在表哥厂里仅上了六天班，年初十四的下班途中，父亲就与他的摩托车一起倒在了运河边的桥墩边。好心的路人报了警，警察就把昏迷中的父亲直接送去医院，他们又用父亲的手机给我母亲打了电话。
父亲一生的祸端，就此拉开序幕。
父亲为何而倒，我们不得而知，当时也无心查究。我们只是在医院尽力抢救父亲的生命。父亲一直处昏迷中，他的左半身已没动静，而右手脚尚可曲伸。医生的诊断是“大脑弥散性出血”，半个月的危险期，生命随时垂危。
三天后，父亲进入持续39度多的高烧期，医生的结论是“肺炎”或是“大脑控制体温的神经损伤”。面对每天接近40度的高温，医生与我们家人都毫无办法，只得靠肛塞的退烧药帮父亲退烧，但退烧后父亲的体温仍随时都在上升。医生又说那个肛塞退烧药只能12小时用一次，故我们只好更多地借助物理降温，不断地用温水为父亲擦身，用冷毛巾为父亲敷额头。关键时我们五分钟为父亲量一次体温，一旦超过39度就马上为他用退烧药。我们日夜兼顾，不敢有丝毫懈怠。
父亲在昏迷后的第九晚终于醒了过来，醒来后他用一双迷茫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并说不认识我们。虽之后有好转，但自此后的父亲就再也不是我们原本的父亲，他大脑的结构已发生严重改变。苏醒后的父亲仍没摆脱高温的恶魔，我们夜夜不眠，直到十四天后父亲的高温终于被控制住了，那真是一个莫大的惊喜。我们及时把这一喜讯带回给家里的母亲、亲戚及邻里，告诉他们父亲已经战胜了高温，战胜了死亡。我们都由衷地为父亲高兴，父亲能够存活，可以说是现代医学的功劳。
之后，我们还帮父亲吸过高压氧、做过脑颅引水手术，我们还不断地为他锻炼手脚、扶他走路、教他吃饭。再之后，我们都正常上班，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仿佛是个婴儿，在靠着母亲的照顾一天天长大。母亲用整整三年的沧桑，使父亲从卧床不能动弹、到自己起床大小便、到拄着拐杖行走、再到扔掉拐杖走路。父亲又因大脑受伤不能自主，故常会大声辱骂乃至殴打劳碌中的母亲。每当周末我回家看着母亲委屈抹泪与父亲颤颤巍巍的背影时，我常会满心酸楚，泪不自禁，我为父亲难过，更为母亲伤心。
世事就是如此弄人，本来健朗的一对父母，就因一场车祸而夺去了所有的宁静。原本“敏行讷言”的父亲，变得唠叨不堪，一个事情会在他嘴里不停重复，甚至说到别人厌倦，而且他认定的事情一定是他认定的那个样子，别人根本无法为他纠正。父亲的步履也变得拖沓滞重，转个身都极为困难，他更无法弯腰与蹲下。脑神经的受伤，使父亲整个身子处僵硬状。
即便这样，母亲还是很高兴，说照顾他也不是很麻烦，因为父亲后来的生活基本能自理。当父亲甩了拐杖可自己出去活动时，母亲更是觉得轻松快活，她从步步紧跟到随他自己自由走动，这简直是天大的进步。
父亲毕竟还是无法行动自如，平时以躺为主，故第三年（2012年）春父亲查出患有糖尿病，于是他开始了服药降糖的历程。因医嘱早上不能喝粥，于是父亲片面地理解为饭前后也不能喝水，父亲因减少了喝水而致使他的血浓度增加，这或许是父亲脑梗的一个重要诱因。当年夏，父亲头部颞叶区发生腔隙性脑梗，口嘴歪斜，直流口水，我们及时把他送去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多天。出院后的父亲尚能继续行走，只是他的左手更加无力，连衣裤也穿不了了，只得靠母亲帮他穿衣穿裤度日。10月，父亲因找不到市民卡而受到极度惊吓，他以为没有市民卡就不能看病了，所以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之后的父亲因受惊吓而连续失眠，开始服用安眠药。及至11月初的一个周末，父亲哭伤着脸对我说他大小便困难。之后越发严重，母亲不得不带他入院治疗，一月余有好转后出院。回家没几天父亲仍觉得大小便不通畅，但也不好常住医院。当时父亲的言行虽偶尔有些异常，但还属基本正常，起码属可忍受之范围内。
但出院只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2013年1月中旬），我回去见到的父亲却已完全失控，他追着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是天外来客。他喋喋不休，所有的话都不着边际，自此父亲就完全步入他幻觉中的世界，且越走越远。
父亲在脑挫伤的三年后终于彻底迷失，他除了认得我们人之外，其余一切都完全错乱。他不停地提出胡乱的要求，不答应他，他就骂人打人，还动手砸东西。虽然我们步步紧跟，但还是防不胜防。他还会用狡猾的骗术支开我们，所以他砸坏了村委会的花盆，村里老年活动室的烟灰缸，以及村副主任的轿车玻璃。当然父亲所做这一切坏事时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正常思维，那就是他以前因造房子问题而对村副主任有意见，只是先前父亲有自控能力，而如今父亲已完全失控。为父亲砸坏的汽车玻璃，我与村副主任交涉很久，因为他家当时穷凶极恶的态度以及不正当的程序（只给了我张收据），我表示抗拒，但最后还是由我妥协而告终，赔了人家1500元钱，毕竟是我父亲砸坏了人家的车。什么是道德底线，在这个社会已经说不清楚。
其间我们带父亲去大市级医院看过，医生只配了点药就打发我们回家。之后，我们每一天都在高度紧张中看护父亲，也在万分焦虑中等待药效。父亲起床我们就起床，父亲出门我们就紧跟出门，父亲想闯祸时我们就一把抱住他，父亲要坐车出去我们就设法阻拦，父亲回家上楼休息我们也要坐在门口看住大门，父亲要打电话我们就得随时采取措施，因为父亲不断地拨打“110”与“119”的电话，他要报警抓坏人。父亲每一天都会变换招数，我们就得每一天不断化解父亲的招数。我们竭尽所能与父亲斗智斗勇。也许是因为太焦虑，故每到吃饭时我们都眼睁睁看着父亲吃饭而咽不下自己碗里的饭。什么叫“度日如年”，我才真正第一次体悟。
或许因为药性迟缓，或药量不够，父亲服药十天后，仍无丝毫好转。十天后，我们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而且强烈要求住院治疗，医生的诊断结论是父亲属于“器质性精神病”，且病情不可逆转，换言之即病情会愈加严重。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五天，护士每天用绑带绑着父亲的手脚挂水，他还大肆骂人、叫喊与吐口沫，到第五天医生找了个借口就把父亲从医院支走。因父亲生活无法自理，所以他不能被关在全封闭的病房，而普通病房又因他太吵闹而无法再留他，我们也只好把父亲带回家。
父亲回家的那晚，或许是抗精神病药的强烈作用，也或许是他脑子的病变，他晚上起来上厕所时一个趔趄就摔倒了，且还摔断了腿股骨。第二天我们又把父亲送进医院，准备为他动手术。这其间的二十多个晚上与二十多个白昼一样，我们为父亲不正常的大小便而不断折腾。父亲因没自主意识，故医生说不能插导尿管，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为父亲的大小便做好防护措施，他的手又会不自觉地捞掉，而父亲不正常的大小便又需常换床单，但他又断了腿骨在做牵引，无法动弹，换床单简直是难上加难。后来我们就不断借助毛巾与吹风机，但父亲还是睡出了褥疮，直到手术后我们能为父亲不断翻身，他的褥疮才慢慢愈合。父亲的生命就这样在生死间不断沉浮。
二十多天后父亲出院，医生说父亲的腿脚三个月不能动，否则手术会无效，这就意味着在这三个月其间我们不能再为父亲锻炼。父亲脑受伤后就是靠不断锻炼才能勉强行走，一旦长时间的不活动，他的神经就会僵化，腿脚就无法再走路。三个月后，父亲根本连站也站不起来。
如今父亲瘫痪在床已有大半年，全靠母亲的日夜照顾与药物维持生命，而他则仍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痴痴呆呆，不知日月。父亲的神智已无法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中来了。
生命就是如此的无力回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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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21:0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