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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在“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趋向于一致，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传统的人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越来越相似、雷同、不分彼此。这乃是大势所趋。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种一致的倾向是有方向性的，西方当代文明以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为后盾，成为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个人竞相模仿和认同的对象。如今的河流自东向西流去，条条大道、小路通向罗马。在此趋于一致的图景中，东、西方的处境、作用是不尽相同的。西方的中心地位导致了它在交流中的相对被动、守成和稳固不变。全球化的另一个更为确切的说法，就是西化。
中国是东方大国，但在这一背景下被逐渐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亦然，只有谋取和西方中心的某种联系，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或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否则便是自说自话、自生自灭。苦涩由此产生。因此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中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倾向，一便是彻底的西化，试图嫁接于西方的传统之上，二是民族化的呼吁，回归中国古代传统。前者直接，后者迂回，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而采取的写作策略。有时候对抗比直接的认同更具有效果，更能获得来自西方的关注，更能获得重要性。问题仅仅在于，你把宝押在何处。有一句话叫做：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真是明火执仗，功利得让人咂舌！
我以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语言。诗歌，作为语言中不可转译的精妙天然地拒绝一致的倾向。试图嫁接于西方传统之上的诗人在此碰到了真正的障碍，除非你使用的不是汉语（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汉语），彻底西化无异于痴人说梦。语言是天然的屏障，拒绝大一统的格局，尤其是由语言铸成的诗歌，真可谓牢不可破。能够转译的只是其中的意思、意义、意象，只是这些语言的粗糙甚至粗俗的层面，而更加细腻、细致、细微和微妙的语言层面是与诗歌同在的，无法转译。这是诗歌之不幸，也是诗歌之大幸。
在交流中，诗歌的天然拒绝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平衡。东方向西方的流动停止了，理解和认同的愿望变成了被理解和被认同的诱惑。要理解非西方传统和语言所写就的诗歌，西方人必须变得主动，守成和固执己见在此一无所用。不被理解激发了理解的热情。很多时候，理解的热情和愿望比声称已经理解更有意义。不被理解和不可理解是刺激性的，是一个邀请，方向确定的流动于是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交流——双向流动。
不独中国诗歌如此，任何由具体语言写就的诗歌都如此，拒绝转译，拒绝趋向一致的理解框架。中国人要想理解西方诗歌，理解它的精妙，同样必须付出努力。仅仅通过译文是不够的，能够转达的只是西方诗歌较为粗糙的层面。当然译者的翻译很重要，好的翻译可以将二流的诗歌变成一流的。但即使一流也是一流的汉语诗歌，与原作无关。另一点，作为译文有一个前提性的想象空间，对原作的想象，在虚无之所想象圆满和神韵。理解的热情和愿望就包含在这样的想象中了。
全球化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方向过于确定。确定不移的方向以及裹挟而去的能量和速度将带来单一和贫乏。当然，这也许是人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怎样在全球化的图景中坚持其丰富性和多元，坚持多重方向甚至隔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站在弱者一边不是一句空话，有时候，这弱者冥顽不化，就像一块绊脚石。诗人，尤其是中国诗人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兴灭国、继绝世是一项可能的任务。这么说，不意味我主张回归传统。我的主张仅仅是站着不动，诗人应与语言同在，与他使用的语言的精妙和奥秘同在，这就可以了。
联系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由于被理解和认同的渴望，诗人们的重心往往偏离。不是偏离传统，而是偏离语言，从汉语的精妙和不可转译中偏出。一些诗人着力于意思、意义、意象这些可供嫁接再造的因素的经营，而更加细腻和微妙的语言层面却被忽略和排斥。这是写作方式的不同吗？也许。但在潜意识里是否有“全球化”的因素作祟？至少这也是个“也许”。
二十年前，我曾有过“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在今天的“语境”里，我想修正或者将其具体化，即是：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
当然，我所理解的汉语并非“纯正永恒”的古代汉语，而是现实汉语，是人们正在使用的处于变化之中的现代汉语。这便是我们所处的惟一的语言现实，虽然惟一但内容丰富、因素多样。它的庞杂、活跃和变动不居提供了当代诗歌创造性的前提。因此，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现实问题。对现实语言的热情和信任即是对现实的热情和信任。诗人爱现实应胜于爱任何理想，无论是历史纵深处的传统理想，还是面对未来的“全球化”的理想。诗歌是对现实的超越，而非任何理想之表达。
再修正：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
2008-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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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2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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