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溪悲歌----每个兰溪人都应该知道的兰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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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年刚过完，浙江兰溪就举行的“全域旅游开发”的高峰论坛来了很多人，野蛮生长的冯仑在其中，熟悉冯仑的人都称他是个黄段子不离口的下三路大叔，因为他演讲时喜欢讲黄段子，自己给自己的书写序言，标题就叫“站的高尿的远”。来兰溪之前，他放了颗私人卫星上天，他那天在论坛上说，我和我的公司在浙江的投资没有闪失过，对兰溪很有信心！

60年前的1958年，兰溪也来了一群人，是上海同济大学来给兰溪做城市总体规划的，只是由于当时正经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以及随后的“文革”十年，该规划的编制工作没有进行下去。

直到1985年，兰溪历史上编制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规划的性质定位是，浙江中部的重要工业城市。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兰溪在市场经济成份一步步增加，计划经济桎梏一步步放开，后来成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拖着沉重的身躯主动逆风而行。

兰溪现任的女市长蔡艳是位铁娘子，也是这些年兰溪来的数任领导中很想为兰溪做点事的领导，她曾私下里跟别人说她非常喜欢兰溪这座城市。

某次活动上，蔡艳痛心疾首讲到，有时候我自己都很惭愧，兰溪旁边的建德、义乌浦江，都很成功，我们兰溪夹在中间就像塌陷了一样，改革开放都40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吹进来。

让当时在场的很多了解兰溪历史的人都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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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称为“小上海”，1947年，曹聚仁回老家兰溪，后来他在文章里讲，兰溪是跟上海一样“摩登”的城市。曹聚仁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做记者时是鲁迅的文友，记者的眼睛看东西总是有些职业习惯。他洋洋自得的把钱塘江上流，那么多城市，只有兰溪，才有商务印书馆分馆拿出来举证。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兰溪电视台为开在兰溪的上海金马眼镜分店写的广告语还是：大上海的金马，小上海的兰溪。

1912年,有位叫罗安逸的英国女作家从上海转道杭州来兰溪，并在兰溪住了近一年之久。她刚到兰溪的时候，人还没上岸就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江上的货船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是罗安逸对兰溪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来到中国，辗转过二十多个城市，从西方人的视角里发现，这个钱塘江上游的县城很特别。

在兰溪的这段时间，让罗安逸充分的认识到，虽然兰溪只是一个县，却比临近的一些大的城市更为重要。钱塘江在此分叉，带来了频繁的水上贸易，上海的洋货通过水路早已经在这个商埠登陆。



1912年的兰溪商埠码头景象

罗安逸来兰溪的这一年刚好是民国元年，清王朝刚灭亡。不过兰溪城里的老百姓似乎对此并不是很关心，也看不出从帝国到了民国后，在这个停满黑压压船只的繁忙码头上究竟有什么区别。那时的兰溪城大街上，不少店铺已经开始卖舶来的毛线和各种颜色的搪瓷脸盆、 眼镜等洋货。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兰江上的船夫和城里的男人开始把辫子剪掉了，因为这时候男人也需要梳头了，洋货店里的梳子常常卖到断货。

罗安逸来中国是通过她在上海的一位中国内地会的女传教士，又按照这位女传教士的建议，坐船通过钱塘江水路来到兰溪。后来在英国出版的她在中国的游记——《中国的机遇和变革》中，专门对兰溪的未来做了个满怀深情的畅想：浙江的铁路将来某一天会贯通全省，到那时，兰溪乘火车很快就能到上海，后者可是孕育洋货的温床。

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罗安逸只猜中了这故事的开始，却没能料到这故事的结局。

大约比罗安逸早了半个世纪的1859年，容闳从上海走水路也到了兰溪。容闳是近代中国中西方关系中的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以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角度而言，容闳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全程参与近代化的人。他最被人所熟悉的事情就是，曾国藩在他的反复劝说下，向清政府奏请派留学生获朝廷的批准，促成了中国第一批官派幼童赴美留学。



旧上海十六铺码头

容闳回国的早期，寻找救国途经屡遭碰壁，一筹莫展之下在上海做茶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留下了19世纪中叶时期的兰溪商贸写照，“兰溪亦浙省大市场，两湖所产之工夫茶，咸集此间，由此经杭州以至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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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水运的兴盛，历史上的兰溪经济繁荣，兰溪港，因其发达的水运，成为浙江中西部唯一能通航靠泊500吨级船舶的内河港，也是钱塘江水系中地处浙江省最西南的能通航500吨船舶的终端港，沿江码头，连绵数里，有“三十六码头”之誉。以至于现在，当地不少人还津津乐道，“兰溪自古就是水陆码头”。

确实，南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整体向南移，从杭州连接福建、江西远至两广、四川的交通就依赖于钱塘江的水道。古人写的志书里面对兰溪的地位是这么描述的，“踞杭严上游,职衢婺门钥,南蔽瓯括,北捍徽歙，为浙东之要区”。

1917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馆调查编纂的日本间谍文献——《支那省别全志》记载，兰溪码头日停泊和航行船只为1293艘。到了1930年，国民政府编写《浙江省航政概况》时的时候，给出的是“兰溪篷船停泊，常有数千”。



民国时期的航运码头

在兰溪的横山脚下有座当地人称为“横山殿”的古庙，正对着三江口。殿门前写着这样一副对联，“日对千舟竟发，夜照万户明灯”，大约就是这座古庙对着兰江水道看了几百年的景象。

清代的义乌江改道经过佛堂镇后，义乌的商品集市逐渐转移到了佛堂，而形成了比义乌更为兴盛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有一个让如今的义乌人听起来十分尴尬的别称，人们称为义乌佛堂为“小兰溪”。

不过义乌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觉得尴尬的，兰溪民间有一句谚语：五百年前石骨山，五百年后黄湓滩。原来的兰江河床紧靠石骨山，现在沧海桑田变成了一片叫黄湓的滩涂，意思就是，苍天饶过谁，风水轮流转。

义乌人当年走街穿巷的敲糖帮，现在是各种政治正确的义乌商业精神的源泉，只是相邻的东阳人却从来不这么看，东阳人认为“鸡毛换糖”是他们的传统。其实不管是义乌或者东阳，乃至整个金华地区都有用鸡毛肥田的习惯，义乌过去因人多地少田薄经济落后，当地人常以“全县一条街，一响喇叭全听见”来自嘲。当年一手创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老书记谢高华刚赴任的时候，谢书记的老母亲为此哭了好几天。



80年代义乌的敲糖帮

义乌人是兰溪商埠逐渐兴盛以后，算是较早一波到兰溪谋生的群体。当时义乌人最多的是在兰溪撑船和给徽州商人做厨师，义乌民间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姆妈不要帮我愁，长大我到兰溪当火头”，徽州商人认为义乌人吃苦耐劳，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与各路商人的频繁接触中，义乌人逐渐积累了资本也学到了经营之道，到了清末民初，义乌人在兰溪经商的人数已占到总商人数的15%。

说到底，兰溪商埠几百年的繁荣是要记上义乌人功劳的。

只是不管义乌人情不情愿，在崛起之后的义乌和衰退之前的兰溪之间，很难从本质上去区分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兰溪有着义乌很多的过去，肯定也预示着义乌的很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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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河道曲折，别称“之江”就是因为拐了个大弯加上西湖在头上的这一点，看上去刚好是一个形象的“之”字。钱塘江的干流各段名字不同，兰江出了将军岩到梅城镇，与安徽发源的新安江汇合成富春江，最后一起流入杭州湾。



钱塘江旧照

不少人解读兰溪过去繁荣的原因，常常会有意地忽略徽商，其实浙江作为江南水乡，处于三江之汇的县城实在不少，明清时期，兰溪逐渐形成繁庶的局面，与徽州商人大批地在这里经商置业有着绝对的关系，甚至兰溪商埠的衰落，跟徽商群体的整体衰弱都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上，胡适作为徽州人在给徽商站台的时候就这样认为过。他觉得，一个地方若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来了，他们就开店铺，能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了市镇。

无徽不成镇，也是胡适提出来的。

新安江是徽州与浙江联系的黄金水道，明朝时，朝廷为了保护徽州商人的安全，还专门设立了武装巡逻船。清代编撰的《天下路程图引》有专门写过这段路程，从徽州到严州再百里即到兰溪，全是水路。



航拍兰江

太平天国打进徽州的时候，大批徽州人举家外逃避难，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兰溪。避难都是投亲靠友，这些来避难的徽州人就是靠着早年在兰溪经商的亲友同乡 ，把兰溪的商业在晚清和民国的近一个多世纪里，推向了高峰。

兰溪的徽商所经营的行业多达三四十种，因太平天国兵灾避难到兰溪的徽州绩溪人章筠创办“章恒升”酱园，在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了金奖，为兰溪的手工业赢得了荣誉。

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做过一个调查，兰溪商业年交易额为1289万银元，金华为437万元，义乌为78万元。20年代，上海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的高档套房住一晚是5块银元，北京城的一座普通四合院是400元。

兰溪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整个浙中地区的方向标，其他地方的店面都会在发票上注明“本行价格，照兰发兑”等字样。一直到1941年，抗战打到了第四年个年头，日本防卫厅整理“中国派遣军”的资料时，一度怀疑兰溪地区是蒋介石在东部中国水上秘密运输线的要地。

1932年浙赣铁路通车，浙江中西部终于迎来了铁路时代，不过对于兰溪来说却是命运转折的开始。



民国时期的蒸汽火车

铁路的到来味着旧的交通经济格局马上就要被打破，钱塘江对浙江内陆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地位也开始受到冲击，兰溪的内外货物始改道金华分流，浙西经济中心的荣光开始不独为兰溪所专享。

历史好像从来没什么新鲜事，清末修建津浦铁路时原本是要经过扬州的。由于当时淮扬一带水运十分发达，官员乡绅认为铁路会影响到水运利益，所以对建铁路很反对，最终津浦铁路成功的绕过了扬州，从安徽到浦口。

民国政府在1936年为全面了解经济发展情况，调查编纂的《中国实业志》中对兰溪商业地位的动摇说的很含蓄，虽然浙西开通了铁路商贩往来货物开始改道，只是因为兰溪处于连接浙中水路的特殊地理位置，仍然习惯取道兰溪，还不至于一落千丈。

现在很多人认为上世纪30年代，在兰溪设立实验县是蒋介石在浙江的西南边画了一个圈。确实，当时出任兰溪实验县的县长胡次威是蒋介石钦点的，胡次威本人也因实验县在政坛上起步。



1933年，从云山眺望兰溪城

其实兰溪实验县是国民党权利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控制，消弭革命势力的一块试验田。当时梁漱溟等人搞乡村建设运动，把设立邹平试验区的计划呈送当局的时候，国民党就以全国除了先总理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特别化为实验县，不得再有第二个实验县的名称为理由反驳了他，搞得后来梁漱溟直呼蒋介石是个伪君子。

实验县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为它的虚弱统治能力在寻求一套社会管理方案，对兰溪本身的商业发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当时就报纸说过这样的评论：根本没有什么理想，都是实验政制和政策。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铁路时代呼啸而来，兰溪商埠的水运优势逐渐衰落，最终从中国东南重要的门户退步为铁路时代可有可无的一段盲肠。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开始修建，阻断了新安江与浙江的水路联系。1968年开始修建富春江水库，兰江全段成为了富春江水库的库区，成就兰溪1000多年的辉煌水运经济正式落幕。

1912年的罗安逸或许永远都想不到，这个故事会以这样的方式结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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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去年的5月份，郑宇民被请回兰溪做了个演讲，其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兰溪搞旅游，在浙江省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我们是最早推出旅游的，但后来我们旅游被其他地方超越了。

郑宇民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突然顿了顿，随后又提高语调说：看准了的事情应该一任接着一任把这个事情做好做下去。就差把“一定要避免新官不理旧政”这话也随口脱出了。

兰溪当年起大早搞旅游就是他主政兰溪的时期，因此郑宇民说这话的时候有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喟叹。

当然，以郑宇民的智慧肯定不会说的那么直白，但这背后的含义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带队做兰溪“全域旅游”规划的陈伟，是最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的，陈伟自己曾经就做过地方的领导，山东著名的“台儿庄古城”就是在他在枣庄市做领导时，一手打造出来的。

蔡艳是兰溪历史上首位女市长，有着女性细致温情的一面，她曾在不少场合表示，她的人生和这座城市的发展已经紧密相连，人生梦想和兰溪的未来同呼吸、共命运。

这对于陈伟团队来说，像是在隔空喊话：“全域旅游”这事儿，你放心大胆地干就是了。

兰溪诸葛八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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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兰溪在做旅游之前，是浙江的一座明星工业城市。只是90年代初，突然发现作为计划经济“亲儿子”的脐带没了，而且在快速边缘化，在国企改革割肉割的最痛的时候，为寻找新的增长点，旅游被推到了重要的位置。

到今年，兰溪的工业和旅游业在相互追逐中，刚好贯穿了整整一个甲子60年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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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兰溪问题的人，会把兰溪在解放后成为工业基地又历经30年繁荣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对过去几百年商埠经济的继承。但是建国时，整个中国几乎都打烂了，哪还有什么继承，兰溪也不是有日本人留下现代工业设施，并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大豆高粱的东北。

事实上，兰溪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是源于对商埠经济的沿袭和对传统手工业的改造。

50年代初，新中国废除了保甲制度等旧户籍制度，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开始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对私人经商也是严格限制，兰溪商埠经济被釜底抽薪。再加上铁路和公路代替了水路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开始截流建设，兰溪至徽州屯溪的航线船只能通至大坝脚下，全线航程仅剩28公里。

1957年，那是一个春天，新安江拦河大坝右岸坝头上响起了开山炮，新安江水电站的主体工程开始施工。这一天刚好是4月1日，那时候还不流行愚人节，但这一声炮响对兰溪这座城市来说确实像开了个很大的玩笑。

在1958年9月的《浙江日报》一期报道中，情绪高昂地描述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自己勘测、自己设计和自己施工、自制发电设备的大型水电站，比我国目前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的容量还要大。

这篇报道还有个情绪更高昂的名字，叫《振奋人心的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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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大型国家工程建设的热潮中，距离50公里外的兰溪在这一年迎来了命运大转折。

1958年，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作为新安江水电站的重点配套项目，当时的冶金部着手在浙江投建有色金属冶炼厂，把地址选在了兰溪。

其实早在1952年，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时候，就让当时任工业部部长的李富春与苏方商谈具体的工业援助细节。李富春不辱使命，带回了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建设项目，其中就包含了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建设中国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

兰溪的冶炼厂，就是以当时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为骨干开始建设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

中国铝工业的母厂是抚顺的301厂，也是苏联援华项目中最大最早的稀有色金属综合性冶炼厂，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的鞍钢。

国家“二五”计划开始后，包括兰溪冶炼厂在内的许多新建的电解铝厂都要求301厂提供支援。1958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301厂视察工作，厂里的领导就乘机抱怨，给各地的支援太多了，301厂压力很大啊。

邓小平听后说了一句，谁叫你们是老母鸡呢？

随后邓小平又做出一个指示：抚顺301铝厂要发挥母厂的作用，支援全国铝工业及有色金属企业建设。

邓小平视察抚顺301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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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兰溪冶炼厂有了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提供了电力保障，附近还有武义丰富的萤石资源，再加上温州平阳县有全国最大的明矾矿床，这是电解氧化铝的核心原料，在苏联工程师重点支援的抚顺301铝厂这只“老母鸡”孵化下，和60年代中央的“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建起来了。

80年代，中央在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时，为当年苏联援华做历史定位征询过陈云的意见，陈云说了句公道话：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

而若干年后，在兰溪市政府拼命为冶炼厂奔走时，想说的话可能也是，我们救这家企业也是诚心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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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落户兰溪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兰溪因此集中了整个金华地区70%的工业，金华全域50%以上的财政收入是兰溪贡献的，在兰溪冶炼厂效益最好的时期，这一家企业所缴的总税收就占到全市的25%。

冶炼厂初建时是国家部属企业，行政级别有11级，级别最高的到了师一级，部队团级干部转业到冶炼厂也最多是个处级，生产的班组长都要连、排级干部才行。兰溪的政府一把手如果以行政级别排的话，在这个企业里只能做个处长。

现在兰溪的退休老工人都还经常自豪的跟别人说，当年冶炼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武义和磐安两个县加起来的用电总和。那时人们都以能进冶炼厂工作为荣耀，在这个厂里工作的，不管职务多小的干部都会去印上一张名片，目的就是为了名片上可以写上这么一句话——国家大型一级企业。

兰溪冶炼厂老厂区大烟囱

兰溪冶炼厂老厂区大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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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有不少记者跑到兰溪采访冶炼厂破产的事情，冶炼厂在1998年研究要不要走破产程序的时候，甚至多次列入了总理朱镕基和当时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的议事日程。

当记者向当地领导问及破产原因时，领导似乎都感到累觉不爱，很不愿意谈及这个问题。只有一些当年参与过冶炼厂建设并奉献过青春的南下干部，把情感和愤怒指向厂里的一些领导，据说某位领导出差的时候排场大的很，铁路部门需要单独专门给他一整节车厢。

其实兰溪对国有企业没少下过工夫。80年代，对国有经济的一系列改革成绩还受到过中央领导的表扬。1986年，浙江日报发表过题为《怎样坚持改革搞活企业夺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请看兰溪市的经验》头条文章，随后又发表《贵在坚持改革——兰溪经验的启示》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播发消息，介绍兰溪工业改革经验。

但这种改革只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局部的修修补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益，根本性问题还是没能触及到。

当时，有些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义乌个体商人一听兰溪国企改制私人可以入股，就背着整麻袋的钱跑来投资。以当时的股份制程度，除了名称叫股份公司其他都跟原来一样，面对这些衣衫褴褛却背着整麻袋资金的个体商人，兰溪的国有企业都懵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让大家胆子和步子再大一点。

兰溪冶炼厂也于在1989年改制成了股份制企业，组建成浙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这让改制后的浙铝一阵的头脑发热，开始盲目扩张，仅1992年，在没有任何国际期货投资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就亏掉6000多万，这差不多是浙铝两年的利税总和。

几乎在同一时期，浙铝在全国开设了二十多家驻外分公司，分公司又不断地下设子公司，各类公司多达五六十家。这些公司的关系盘根错节财务混乱不堪。

浙铝的一家在深圳的分公司兰港，曾经买过深圳国贸大厦的写字楼，这事传到兰溪被当成了浙铝继建造兰江大厦后的又一段佳话，但是兰港基本上没有向浙铝上交过什么利润，还和另一家不争气的分公司鹏程，据不完全统计亏损了高达一个多亿的资金。

90年代，浙铝在兰溪本地也是没有节制的投资，其中有一家浙铝投资的服装厂， 一共就十几个工人，年底一算账不但一分钱没赚竟还亏损了十几万。当时有人在想，这十几个人是不是都靠领工资领成万元户了？

1993年8月，浙铝的负债总额已达6亿，1999年破产清算的时候，这家国家大型一级企业的总负债额增至11亿。

兰溪市政府绞尽脑汁想救活浙铝，1992年至1999年的七年间，光换总经理就换了7次，为了争取省里、部里和中央领导的支持，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去北京就去了29次。

但浙铝身患重疾回天乏术，破产成了必然。

不知道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命运的故意捉弄，浙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拍卖会被安排在兰江大厦举行。兰江大厦是当年兰溪冶炼厂最辉煌也最不可一世的时候建的，让众多参与拍卖会的人心中无端地升起了一份悲凉。

兰溪兰江大厦正门

兰溪兰江大厦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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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根正苗红的兰溪冶炼厂这种国家级大型企业相比，兰溪凤凰化工不仅是兰溪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股民的记忆。

1990年12月19日，在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临近外白渡桥的一幢欧式建筑大厅里，一声铜锣声向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新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此开市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划单位其中有一家是浙江证券公司，总经理是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副行长李训。上交所成立的第一天共宣布了八只股票上市交易，其中有一只是浙江第一家上市公司“兰溪凤凰化工”，这八只股票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老八股”。
凤凰化工上市还闹过一个笑话。当时已答应上市发行股票的凤凰化工在上市的前几天给李训打电话想反悔，不想把股票拿到交易所去交易。李训眼看上交所开业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情急之下连夜打电话恐吓：现在不上，以后永远别上！就这样，凤凰化工的负责人才半推半就地开着车送了一麻袋“凤凰化工”股票到上交所的成立现场。

不成想，上海交易所开业当天的第一笔交易，就是凤凰化工的股票，交易所快闭市的时候，凤凰化工的这一麻袋股票竟卖了不少，两人站在上交所门口听着对面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四目相对时难掩胸中的欣喜。

凤凰化工原来是中国日化行业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也是兰溪国有企业中最早一批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90年代，中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凤凰化工是成长在计划经济摇篮里的企业，当市场经济浪潮扑过来时难免不被呛一口水。

1993年，凤凰化工的账面利润只有区区201万，不到年初计划的四分之一，名列全国上市公司倒数第一。紧随着的是中国国产日化行业的大幅萎缩，凤凰化工业绩一落千丈。

凤凰化工的领导开始急了，说好的上市之后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呢？兰溪市政府也急了，作为政府持股的国有企业，兰溪市财政局持有凤凰化工56.11%的股份，于是，“国退民进”成了现实的策略。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书里说起发生在90年代的那场国有企业并购浪潮时，称之为是“最后的晚餐”。原本出售或并购国有企业是一种被禁止或不受提倡的行为，现在也成了最可选择的出路，政府纷纷推出老企业改组、嫁接的新政策，这场国有企业并购潮被当时人们直言不讳地称为“下山摘桃子”。

这期间有很多国有企业经营者乘机将企业廉价改造，占为己有；有些人则上下其手，通过倒卖企业牟取暴利；而也有一些企业则在这次浪潮中顺势而为，低成本地扩大了企业的规模。

凤凰危机发生之后，同在兰溪的另一家企业“康恩贝”就在政府的牵头下，顺势而为下山去摘桃子了。

凤凰化工面临摘牌危险，而康恩贝作为非上市公司，也有意寻求上市机会，于是在兰溪市政府撮合下，仅经过一个月的运作，就完成了股权协议转让程序。康恩贝对凤凰化工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行业前景等等都未作必要的考察与评估。

康恩贝的老板胡季强，少年成名，也是个对兰溪经济发展贡献颇多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为兰溪代个言，弄点大新闻回来。

1990年代的兰溪凤凰化工

1990年代的兰溪凤凰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