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积极进取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命运。1932年,第一列火车驶进兰溪,铁路正式取代水路成为浙江内陆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而兰溪也从水运时代的“大门户”退步为铁路网上一个“盲肠”的终点。 幸而有一帮开明的士绅、商贾和百姓携手,革除弊政,鼓励实业,保护工商,扫除社会污垢,使兰溪从单纯的水陆码头转变成为工商并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经济重镇,写下了兰溪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上个世纪90年代,兰溪未能抓住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被周边城市和地区远远抛在后面。这是兰溪人心中无名的伤痛。但是需要提醒,这般危机在兰溪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前例,但历史的教训是:只要我等上下同心努力,努力奋斗,谁说兰溪没有雄起的那一天呢。 有一首歌唱得好,“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有一个民谣说得很对“500年前石骨山,500年后黄湓滩”。 1300年的商业文化积淀的精神 就兰溪的开发历史而言,早期兰溪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水陆的兴盛。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江南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兰溪处“六水之腰”、“七省通衢”,成为贯通浙西皖南以至闽赣的交通枢纽。 近代以降,随着上海的开埠,江南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兰溪逐渐成为浙西地区经济作物输出的主要港口,而来自海外的货物也经由沪杭转运兰溪,分流到浙西各地。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调查,兰溪商业年交易额为1289万元银元,金华为4 37万元,义乌为78万元。 在兰溪的商人中,徽州商人影响最大。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要属祝裕隆布店,他绵延七代人,繁荣近二百年,鼎盛时拥有白银百万两之多,是兰溪的“乔家大院”。它实行“股东会制”和“经理委托制”,祝裕隆两条店规:平时一切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奖罚权均由经理行使,店主一概不加干涉;二是祝氏店主亲属一律不得在店内任职,包括在店里当学徒或一般员工。这种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要比西方实行职业经理负责制提早了100多年时间。 义乌商人人数最多,最早到兰溪时并不是经商,而是从下层苦力干起。一代巨贾名商丁光银年少时随撑乌篷船的父母来到兰溪,到了25岁,丁光银的依然“衣衫褴褛,粮无隔宿”。一次托运200担白米到萧山,托运人迟迟没有出现。于是他把载着大米的货船停在临浦埠头,在半年当中一直打听周姓粮商的消息。因船难以卸货,不能接货返航,丁光银的生活难以为继……他的诚信之举一时传为佳话。 永康商人、东阳商人在兰溪主要以铁业、洋铁业为主,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名震一时的大商人。大商人陈子清继承了父亲创办的“陈隆顺铁店”后,将铁器店改造成批发店,从而带动了兰溪、永康等地铁器业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前后,陈子清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看到一些紧缺物资在八婺大地十分走俏,就抽出一部分资金,做起了德国颜料和英国煤油的代理生意。解放初期,他把1000桶煤油捐赠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成为“爱国商人”。 兰溪本地人则在药材业上拥有绝对优势,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诸葛家族。诸葛家族的中药行明代就已经走出全国,五口通商之后更是获得迅速发展,据1947年统计,诸葛村人在全国各省、市、县、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中药行店达200多家(而同期全市为350家),佼佼者如诸葛韵笙先在兰溪城区扩充天一堂为药行,增设同庆药行,经营中药批发业务。又在上海设祥泰参药号,同时在上海、广州、香港三地经营祥源庄药号,在杭州设同丰泰运输行,在浙中西部和皖南赣北广大地域形成经营网络。韵笙经商有道,曾任香港浙江商会会长。热心地方公益,兴办诸葛宗高小学,捐资担三中学(兰一中前身)、高隆小学,民国9 年(1920 )又兴办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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