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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身负抗日使命始于1934年。
那年7月，中共中央以红七军团为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的领导下向安徽进击以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以先遣队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但中央此战略意图并未明示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等人，而是明令他们举起北方抗日的旗帜，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为张声势，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160多万份诸如《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宣传品。这支部队因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而兵败江西怀玉山，几千人的队伍仅余500多人（一说800多人）。虽然兵败，但粟裕承担起了宣传抗日的使命。 1935年1月15日，中央电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挺进师的基本任务是：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创立新的根据地；建立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直到分配土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调动和牵制住大批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对中央红军的“清剿”计划。 挺进师旗号打出后，国民党方面不知那是哪支队伍，曾特意派人到南昌监狱问方志敏这支部队是不是他夫人率领的，要他写信去劝降（方志敏得知先遣队还有一部分突围出去后十分欣慰，他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所以在国民党方面对这支部队的归属一直不确定。有时说挺进师是罗炳辉的部队，有时又说是方志敏余部，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何人领导。直到一次袭击中抓了挺进师的一个参谋和医生后才得知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粟裕和刘英。 挺进师在福建失去电台等全部通讯器材后与中央失去联系，成为一支孤军。特殊的环境让粟裕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了粟裕在军事和政治上自主决策的机会。粟裕牢记中共中央最后给他的命令，与刘英一起转战浙江中部和南部地区，改正规战为游击战，采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教导的方法：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和消灭敌人。 当时浙江境内国民党军队主力被调派围堵长征路上的红军，原有的7个保安团有3个被编入国民党的中央军，只剩4个战斗力弱的保安团。所以粟裕的挺进师如入无人之境，几百人的队伍，却能西打到浦城、江山和衢州，东打到盘安山和括苍山，北打到浙赣铁路沿线，南打到福建境内。粟裕基本上是能闹多大动静就闹多大动静，目的是迫使国民党抽调主力回防浙江，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接连失败的浙江保安部队一纵队指挥官蒋志英连连向上级求援，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竑随即带一个军官团到金华了解情况，并亲自前往宣平县指挥作战。但这个军官团在宣平县以西20里吴宅被粟裕歼灭，连黄绍竑也差一点就成为粟裕的俘虏。 浙江是江浙财阀的老窝，四大家族中蒋、陈两家的大本营。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时，浙江是进攻苏区的基地。浙江的动荡自然引起蒋介石的不安。 蒋介石得知老家告急，便想派兵援救，但当时全力“围剿”红军，一时手头竟无军可调，只得把南京财政部税警团1000多人调来增援，并令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在遂昌县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但宣铁吾也很快遭受失败。 浙江境内一时人心惶惶，《东南日报》报纸头版头条宣称：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裕）、刘（英）窜浙后，共党已波及全浙。以目前形势来论，浙江共党不亚于四川、江西。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其前途实堪可虑。 1935年8月，蒋介石将卫立煌的“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从福建浦城移驻浙江江山，将第二军郜子举纵队全部开到浙江，又调江西罗卓英的第十八军（有4个师）、抽调福建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一个旅又一个团加强“剿匪”力量。卫立煌、罗卓英二人把粟裕所在的浙西南数县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在宣铁吾保安团配合下，分区分片包围“清剿”，时间长达9个月。 “两广事变”后，罗卓英被调到福建对付陈济棠和李宗仁，浙江兵力又空虚。粟裕带主力领导浙西南、浙东两地区再度打开局面。 1936年11月，蒋介石调湖南刘建绪第四路军进入浙江，在浙江衢州设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红军实施“北和南剿”政策，令刘建绪全力“围剿”浙江境内的挺进师。刘建绪率8个正规师，四省各一部保安团，共约10万人，重点进攻浙西南和浙南，“围剿”时间长达8个月。1937年1月初，刘建绪发现中共浙江省委和军区主要领导都在浙南，于是以李觉十九师主力和独立第九旅全力进攻浙南。 此次进攻，刘建绪在四省“清剿”总指挥部的战斗详报里明确：“……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匪……并令浙南各部队到达封锁区域后一面搜剿，一面将封锁区紧锁分割，以绝匪外窜之路……” 国民党军队的战术先是重点进攻，然后采用穿梭技术，再用“清剿”，二三十里一个团，十多里一个营，三四里一个连，并移民并村，压缩挺进师的活动空间。 在此严峻形势下，刘英身着便衣率少数人隐蔽坚守浙南做群众工作，粟裕穿军装带领大部分人公开活动吸引、牵制敌人。粟裕率领队伍向北冲过敌人数道封锁线，撕开一条口子，脱身奔向浙西南的遂昌。 几十年后，粟裕本人和浙江省委领导龙跃不约而同地讲到同一次战斗。那次战斗粟裕一天走了180里，一天打了7仗（龙跃的回忆里是170多里，打了8仗）。粟裕没有讲那次战斗惨烈的后果，但龙跃的回忆却记录了那次战斗中粟裕带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人。坚强的粟裕突出重围后另辟遂昌、宣平（今武义）、汤溪边区。 粟裕的佯动没有让李觉上当，浙南仍然被围得如铁桶一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 当时粟裕正在遂昌县云峰乡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粟裕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华）衢（州）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8月底，国民党遂昌县长林树艺和县党部常委周彦秉承派保安警察项钊等人，带着招抚信件，到云峰乡鲤潭头村，强迫三位农民把信件送给门阵村保长张人俊，再由他转递给粟裕。 粟裕召集谢文清等人开会认真研究这些信息。经过仔细分析，粟裕认为共产党投降、红军被收编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为了验证他们的推断，粟裕派刘亨云率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 刘亨云率领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给县长林树艺挂了电话。林树艺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刘亨云问明了情况后，又收集了些当地的报纸和杂志，就立即返回向粟裕汇报。 粟裕分析这些情况后判明国共已经合作。他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停止了“打土豪”等行为，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做准备。挺进师官兵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从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抗日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粟裕十分冷静，他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 粟裕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边军区司令员的身份署名《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致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和县党部，一方面揭露他们招抚是搞阴谋，另一方面表明了愿意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要他们派代表来谈判。 遂昌县长林树艺、周彦函接信后颇为尴尬，于9月18日复粟裕，表示“对于政府过去一切措施自不能再相诘责，而政府也不愿追咎既往”，又提出“贵军如有诚意请缨杀敌，请即刻派全权代表到金岸与本府所派代表接洽一切……” 其时浙江境内中共以挺进师政委刘英为代表、国民党方面以刘建绪为代表通过和谈于9月16日达成和平协议，开启了浙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通过平阳县政府下拨一万元给刘英做经费，刘英则联名粟裕发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公告》，表明对坚定抗战的蒋介石的绝对拥护，同时派人联系挺进师各部向军区集中。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公告》有粟裕的署名，但粟裕对浙江临时省委与国民党谈判一无所知。但9月16日到10月14日这个时间段里，刘英派出的人应当联系上了粟裕，粟裕也因此得知浙江省境内国共和谈成功，也收到挺进师各部往浙南平阳集中的通知，所以在10月14日粟裕与遂昌当局谈判时有挺进师遂昌部向浙南集中的一条。 10月14日，粟裕派谢文清、刘清扬、刘亨云与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在门阵村举行“国共合作抗日和平谈判”，史称“门阵和谈”。 谈判前粟裕明确指出，为了共同抗日，挽救国家危亡，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我们不咎既往愿意谈判，但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应是平等的。列出几条：1.红军保持独立；2.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3.红军为迅速开赴抗日前线，迅即去平阳集中整训，沿途国民党方面不得留难；4.国民政府要为红军补充弹药、给养。 国共双方本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协商停战事宜，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当晚，双方代表还与门阵军民联欢以示庆祝。 粟裕针对当局还存有收编的企图，化名苏群与刘清扬联名写了一封给遂昌县长林树艺的信。 林树艺县长勋鉴： 复示获悉，并承朱科长跋涉敝队指点一切，不胜感祷之至！关于编整事务，敝队已奉军区命令，略谓“为使迅速开赴前线抗战起见，着该队率同工作人员迅即回军区集中”等因，奉此，敝队遵令拟即往军区集中矣。至于编整事宜，因组织关系，碍难从命。敝队近日行动，自抗战阵线告成后，对各地殷实及有资产者并未丝毫侵犯，尚祈释怀为祷。 专此奉复，并致以抗战胜利之礼！ 苏群 刘清扬（印） 十月十四日 粟裕估计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粟裕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过了两天，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同意粟裕提出的要求，宣告遂昌境内国共和谈成功。 此次和谈，粟裕顺应历史潮流，在完全没有上级指示或精神的情况下与国民党方面停战和谈，停止“打土豪”等不利国共合作的行为，在谈判过程中又坚持了原则立场，拒绝国民党方面的整编，自觉地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此次谈判看似顺利，其实并不简单。民国档案显示，国民党汤溪县长王重辉1937年9月30日给遂昌县府的信函和遂昌县长林树艺10月12日给他的复函中暴露出对粟裕所在的“遂、宣、汤”边区采用的“剿、抚”兼施的办法，在招抚粟裕的同时“电请四省边署派队协剿”。 同一时期南方八省有好几支队伍跟粟裕一样，在没有接到上级具体的指示情况下与国民党谈判时出了一些问题。 如果说浙南游击战显示了粟裕在军事上的成熟，那“门阵和谈”则显示出粟裕在政治上的成熟。 10月18日，与国民党遂昌当局达成协议后，粟裕率领谢文清、刘亨云计80余人离开门阵，途经遂昌的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经龙泉去平阳集中。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同时张贴标语、布告，宣传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粟裕的军纪严明，不仅受到百姓的欢迎，就是国民政府方面也认可。民国档案里遂昌县长林树艺给上级的报告称：粟裕部队“途经本县，纪律甚佳，毫无骚扰行为”。 离开遂昌后，粟裕一路南下，抵浙江省平阳县山门镇与刘英胜利会合。
本文选自《纵横江海：抗日战场上的粟裕》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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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0 10:4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