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游击战争看粟裕对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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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春，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粟裕和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粉碎了国民党军数十个团的多次“围剿”，有效地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挺进师开展和坚持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既是浙江革命重新进入发展时期的里程碑，又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挺进师的丰功伟绩，与粟裕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密切相关。本文就粟裕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对党的无限忠诚作一探讨，以此纪念粟裕110周年诞辰。

　　一、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率部挺进浙江

　　1935年初，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党中央指示，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粟裕、刘英接受这一任务，面对的形势极为严峻、环境极为恶劣：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已开始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陷于困境，全国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时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浙江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党在浙江领导的武装斗争几乎已偃旗息鼓，不仅浙东暴动、宁海亭旁暴动、浙南三县（永嘉、瑞安、平阳）联合暴动、兰溪暴动、永康工农军暴动、萧山西乡暴动、嵊县里东茶农暴动、遂昌县工农革命军暴动、温岭西北区暴动、永嘉霞渡潭暴动、萧山南乡砍竹暴动等均已失败，而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也遭到了失败。在这全国革命转入低潮、没有当地党组织接应、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进入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白区开展斗争，无疑于垂饵虎口。但是，粟裕、刘英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毅然率部挺进浙江。

　　在向浙江挺进途中，由于敌强我弱和叛徒的出卖，处境极为险恶，人员锐减，赖以与上级联系的唯一工具——电台，也被敌人打掉了，从此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更增加了执行任务的困难。然而，粟裕和刘英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浙江挺进。

　　进入闽浙边境后，挺进师的处境更加险恶，闽浙两省国民党武装围追堵截，浙江境内敌人强大，要进入浙江求得生存，异常困难。为此，粟裕积极谋划，精心部署，率领挺进师在闽浙边境往返作战，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把闽浙两省的国民党武装吸引到闽浙边境，然后于4月底在闽浙边境的庆元取得斋郎大捷，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在党处于困境、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时，粟裕和刘英毅然率部挺进浙江，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

　　二、积极吸引牵制敌人，策应主力红军长征

　　挺进师一进入浙西南，就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公开地提出“帮助群众战胜夏荒”的口号，公开地开展打土豪、开仓济贫活动，公开地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地方游击队，公开建设红色根据地，公开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全力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

　　1935年7月下旬，国民党当局提升宣铁吾、蒋志英分别为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副处长，深入遂昌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将浙江保安团队大部兵力部署到遂昌、松阳之西南及云和、龙泉之西北地区，再次“进剿”挺进师。为此，挺进师主动出击，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挺进师分兵先后袭击了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19个城镇，把武装斗争的烈火燃烧得更旺，把革命形势引向纵深发展。短短三四个月时间，挺进师迅速在民党军统治的腹心地区掀起革命高潮，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游击队，完全被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运动所席卷，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的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东南日报》等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迫使国民党当局迅速抽调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入浙“围剿”挺进师，有效地支援邻近游击区的斗争，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在环境极端恶劣、自身处境极为险恶的情况下，粟裕和刘英率部大力开展公开的革命斗争，全力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力求把革命烈火烧得旺上加旺，以期把敌人引向自己，最大程度地吸引、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支援邻近游击区的斗争，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粟裕和刘英这种注重大局、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

　　三、自觉坚持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开展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粟裕和刘英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把宣传抗日作为挺进师的重要工作之一。他们要求干部、战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挺进师开展活动的各地，到处都有“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阀把抗日的士兵调来进攻红军”、“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废除卖国条约”等宣传抗日的标语。同时，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6日，粟裕和刘英获悉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后，立即发出快邮代电，声援、支持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提出“团结起来，下我们最大的决心，准备着我们沸腾的热血与头颅，和日本倭奴决一死战”，“为脱离亡国奴命运而战”。1936年6月，粟裕、刘英又分别在浙西南、浙南不约而同地发表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1937年3月25日，他们再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议双方派代表举行合作抗日谈判。

　　他们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自觉调整斗争方针，改变斗争方式，积极团结、争取一切力量，以期实现团结抗日。一是将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停止打土豪筹集经费斗争，不再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而是根据地主豪绅的负担能力，向地主豪绅征收抗日捐。二是对国民党的乡镇长和保甲长，由“镇压”改为争取。三是对地方上的士绅和中等商人区别对待，进步的欢迎，中立的允许来去自由，继续营业不受侵犯。四是对白军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五是推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争取保甲长为红军做工作，以及派出党员竞选保甲长。六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城镇知识分子的工作，许多知识分子手中的书报，成了他们了解、分析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七是团结和争取工商业者，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粟裕在领导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依托根据地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就实行了这些政策。

　　为实现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粟裕自觉地谋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1937年9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失去联系、单独率部活动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的粟裕，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根据“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的传闻，结合形势和党一贯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敏锐地觉察到，很有可能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当他证实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的事实后，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将部队集中到门阵开展动员教育。对于国共合作，部分干部、战士想不通：面对十年血战的死对头，居然又要与其合作？自“四一二”政变以来，多少革命先烈，多少共产党人，多少阶级兄弟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还不深刻、不惨重吗？正是粟裕及时地组织全体指战员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教育，才使全体指战员均能以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为重，愿意既往不咎，与国民党合作，齐赴国难。

　　在与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粟裕自觉地以党的抗日救国大局为重，并自觉地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斗争方针、政策，谋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实现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充分表现了粟裕自觉地坚持和执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对党无限忠诚。

　　四、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始终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将此作为开展活动的一条原则。

　　1935年9月，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七万兵力的国民党军，向只有近千人的挺进师展开大规模军事“围剿”。第十八军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而且长期在中央苏区“剿共”，有与红军作战、欺骗群众和控制民众的丰富经验。挺进师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范围不大，任何一路敌人都强于挺进师。从形势与力量对比来看，挺进师要全力坚守革命根据地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遭受极大的、不应有的损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粟裕和刘英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方针，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反“围剿”斗争，在吸引和牵制敌人、支援邻近游击区斗争、策应主力红军长征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使挺进师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并在浙南开辟了新的更大的游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6年6月，粟裕在率部恢复浙西南的工作时，智取王村口，也是他力求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例子。原来的挺进师师部驻地遂昌县王村口，此时不仅驻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而且还驻有自卫队、警察分局、地主武装。当粟裕率部收复了龙泉的住溪以后，王村口的国民党武装立即加强布防，严密封锁所有关卡。为了减少收复王村口所付出的代价，粟裕不仅派员严密侦察，而且亲自深入群众调查，精心谋划、部署。当他了解到国民党武装已对王村口布防严密，并根据当地老农的经验断定近日将有暴雨天气时，即率部于深夜出发，跋山涉水绕过王村口向衢县方向开进，途经独口村时缴了敌人哨兵的枪械，并任其逃回王村口，以造成敌人以为红军已开赴衢县的错觉。待敌人确信红军已开赴衢县时，才把部队秘密地拉回到住溪，然后封锁消息，使敌人无法侦探到红军的新动向。日夜严密布防了数日的国民党武装，得知红军已绕道开赴衢县后，全都放松布防，各自逍遥去了。6月21日，在敌人布防非常松懈的情况下，粟裕率部突然攻入王村口。倾盆大雨中，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处逃窜。红军无一伤亡，顺利收复了王村口，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时刻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这也是他力求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他率部活动时，从来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子，并且要求指战员也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子。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多选择小村庄宿营，以利于警戒。部队分散活动后，或者分路转移后，要预定集合地点，每次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地点集合。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地形道路，大小道路都要调查得清清楚楚。每次找向导，要求部队的领导人亲自与向导谈话、查询、慰问，到达宿营地，不立即遣返向导，而是在部队转移后，才将向导辞去，并且在辞去前做好其思想工作。在谋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时，粟裕更是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1937年9月，当他化名为苏群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时，要求指战员更加提高警惕，严防发生意外。当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离遂昌县城5公里的金岸谈判时，粟裕立即识破了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与之针锋相对，要对方到根据地谈判。

　　粟裕始终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是挺进师在异常严酷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壮大并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这充分表现了粟裕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对党无限忠诚。

　　五、始终坚持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宗旨

　　粟裕心里装着的是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粟裕率领挺进师一进入浙西南，就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以实际行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红军每到一地，都要打土豪、开仓济贫，千方百计救济贫苦群众。一次，部队活动到遂（昌）龙（泉）边境一地主家，该地主家的房子、家具全是新的，可就是找不到地主家的粮食。红军又去做地主家长工的思想工作。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长工终于透露了地主藏匿粮食的秘密，最后在地主家房子的夹墙中找到了几十担粮食，还有一些贵重物品。红军随即把这些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决不骚扰群众。1935年7月，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时，师部机关就设在程氏逃亡地主的房子里，挺进师领导人办公和政委会召开会议则选在蔡相庙，挺进师召开八一誓师大会则选在天后宫，挺进师召开群众大会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则选在宏济桥，苏维埃政府驻地也选在蔡相庙。挺进师在后塘村设立后方基地时，其没收委员会和供给部也是设在该村逃亡地主的房子里。这就是说，挺进师指战员住宿和活动的场所，都选在公共场所或逃亡地主的房子，以免影响和骚扰群众。挺进师的干部、战士宁可在群山密林里露宿，也决不骚扰群众。一次，部队在山里露宿，山上住着一位老大娘，大家不仅毫不骚扰老大娘，而且默默地帮她挑水劈柴、打扫庭院。

　　1937年10月，粟裕率部离开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准备赴浙南整编后开赴前线抗日。此时，根据地许多农民积极分子要求参加红军，随部队上前线抗日。对此，粟裕指示，不能将有家庭负担、有家庭拖累的同志带走，不能让群众增加困难。因此，根据群众要求，只吸收了7名当地的农民积极分子参加红军。这7名农民不但思想表现好，工作积极，而且都没有家庭负担、没有家庭拖累。对于有家庭负担、有家庭拖累、积极要求参加红军的同志，则耐心做好其思想工作，让其留在后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粟裕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想着群众的。

　　粟裕始终要求干部、战士严格遵守纪律，爱护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为部队做向导，为部队提供用具、柴火，挺进师的干部、战士都要想方设法付给群众报酬。群众为部队安置伤病员，更是要付给群众休养费和招待费。一次，部队活动到遂（昌）宣（平）边界，由于挺进师刚进入浙西南，群众还不了解红军，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一听说红军来了，就匆忙逃避。该地一所学校的师生也全都躲避开了，一名红军战士随手拾取了教师丢下的一块手表。粟裕等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要求将手表送还，而且对该战士进行了严惩。1935年7月，粟裕率部转战至宣平，准备攻打宣平县城。经过长途急行军，指战员又饥渴又疲劳。粟裕即令部队隐蔽在城外的一片桃林里休息。时值这片桃林的桃子成熟，又饥又渴的指战员们，面对成熟了的桃子，谁也没摘一个，而是躺在桃树下吃起随身携带的干粮。即使在打土豪、为群众谋利益时，挺进师的干部、战士也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遵守纪律。例如，对于商业地主，其剥削农民所得，则坚决予以没收，分发给贫苦群众，其经营商店的物资，则不动一针一线。对于挺进师的军纪，国民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挺进师纪律严明。1937年10月，遂昌县长林树艺向第九区保安司令部报告粟裕率部自门阵开赴浙南的情况时称：“该股赤匪于本月二十日由本县苏村至北界，二十一日转白水、应村，二十二日抵湖山镇，沿途纪律甚佳，毫无骚扰行为。”

　　正因为挺进师有着严明的纪律，爱护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刻为群众着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使挺进师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结下了骨肉深情，才使得人民群众甘愿和挺进师将士共同浴血奋战。粟裕和他率领的挺进师忠实地实践党的宗旨，正是他对党无限忠诚的集中体现。

　　在浙江的三年游击战争，相对于粟裕戎马一生来说，并不算长。但是，这三年是粟裕一生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三年，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