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的征程--《粟裕战争回忆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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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1）
　　
　　 　　从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七月分兵、外线出击到九月集中兵力进行沙土集战役，是华东战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转折。
　　
　　 　　我在《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一文中提到，从华中野战军北上同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到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胜利，是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那是华东战事由战区前部转到纵深，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到战役上协同，由各自分别歼灭当面之敌到集中作战的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第三个转折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豫东战役，那是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那次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华东战区的第二个转折，是由集中兵力到兵分三路扯散敌人，再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之敌，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军在鲁西南荷(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标志着这一次转折的胜利实现。从此，华东野战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取得了在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主力南下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胜利会师中原。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的孟良崮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顿挫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但是，蒋介石尚未放弃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继续在第一线调集了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整编旅，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五月八日，中央军委曾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了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冀鲁豫、豫皖苏，进而进击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华东我军在六月十日前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孟良固战役胜利后，军委于五月二十二日来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为了贯彻军委这一重要指示，华野前委于五月底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但必须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新的大举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这时，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师(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六月十九日，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军委二十二日复示：“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运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二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场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我们立即对军委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我们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这一部署在六月三十日上报军委的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于七月一日执行。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的开始。
　　
　　 　　“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由于七月分兵后有几仗打成消耗战，有的同志后来就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有的同志问我，“七月分兵”是否太匆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月和八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是否更好？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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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2）
　　
　　 　　我的回答是，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向鲁西南挺进
　　
　　 　　在华野兵分三路出动后，接到军委七月二日来电，除复我们六月三十日电指出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土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收复淝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此后，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这是重大的发展。让我们回顾一下军委对我们战略指导的演变：军委五月二十二日的指示，指出全国主要战场在山东，而刘邓六月出击则是为了帮助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六月二十九日，军委指示我们三路分兵，仍然只提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我们决定立即于七月一日出动，是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出击)。而七月二日即我分兵后之第二日，军委已经电令陈唐部队直接协同刘邓了。这样，就使这次分兵成为华野部队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到了八月四日，即华野五个纵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鲁西南，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三天，军委进而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八月十一日军委又明确指出：“总的意图，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当此重要时刻，华东战区面临三重艰巨任务，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还要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
　　
　　 　　在军委八月四日的指示中，还提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自从华野执行分兵出击的新方针后，作战条件起了变化。七月上旬打得比较顺手。向鲁南挺进的两个纵队攻占了费县、峄县、枣庄。向鲁西挺进的三个纵队，攻占了津浦路上大汶口至大万德段的一些据点，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基地兖州、徐州。敌人从七月十三日开始，以整编第五师等七个整编师分路西援，在鲁中山区留下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固守要点。七月中旬以后，雨季骤然到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以致七月份中、下旬的几仗都打戍了消耗仗。当时情况是：
　　
　　 　　(一)在山东内线，南麻、临朐两仗未能歼灭敌人，敌人占领了胶济线，胶东地区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胶东是我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且有数万伤病员、家属安置在那里，如一旦被敌占领，对民心、士气、物资补给都将带来严重影响。
　　
　　 　　(二)进入鲁西南的五个纵队，离开根据地，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行动。作战、机动和补给都十分困难。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第一、第四纵队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减员亦各约五千人。第三纵队第七、第九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一纵队所属三个师除第二师多辖一个地方团外，其余只辖一个团，第十纵队亦伤亡近两千人。这五个纵队的实力大减。
　　
　　 　　(三)部队思想比较混乱，对已经开始的全国大反攻形势产生怀疑。如有的说，“反攻是被迫的，是被敌人逐出了山东”。有的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部分指挥员对于无后方条件下作战缺乏信心。
　　
　　 　　仗没有打好，我作为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自责，于八月四日午时发电向军委作了检讨。对于下一步，我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这一段的作战，我们的行动目标是明确的，而敌人为我们所迷惑，其行动却很盲目；我们并没有打败仗，只是打了几个消耗仗；我们达到了调动与址散敌人的目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实际上被打破了，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当前的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外线打好一两个歼灭战，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我接到军委八月四日要我去鲁西南统一指挥的电示后，向陈毅同志提出下列意见：
　　
　　 　　(一)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是在外线，请陈毅司令员和我们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现在西线的五个纵队，实力有所下降，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建议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力量可以制敌，建议组成东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二同志指挥。陈司令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上述意见联名上报了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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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3）
　　
　　 　　同日军委复电：“栗裕支(四日)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且指出：“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我们立即投入新的行动准备。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北渡黄河至山东惠民地区，从禹城附近越过津浦线，至阳谷、寿张地区。这一路都是老解放区，是我军的后方，没有敌人阻拦，由此南渡黄河至鲁西南前线。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行动中的兵力消耗，又可以隐蔽我军动向。陈毅同志还亲赴渤海军区部署。对于西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我于八月十八日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将西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并以运河西岸为中心。电文摘要如下：
　　
　　 　　“陈于前日去渤海未回，十六日电所询，仅就个人意见，提出如下各点：
　　
　　 　　(一)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一部分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
　　
　　 　　(二)依近日情况变化，陈唐部不致被迫随刘邓南下，拟再兜一两个圈子，即北返与我们会合干郓城、巨野、荷泽地区，斯时我们主力仍宜位于运河西岸，铁路北侧……
　　
　　 　　(三)建议东兵团于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数个战斗歼灭沂水南北之二十五或八十三师为目标，第二步向临蒙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
　　
　　 　　(四)……我们拟在泰西打开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同日，华东野战军致电鲁中、鲁南、苏北、苏中、渤海、胶东等军区及饶漱石、黎玉、谭震林等同志，说明我华东野战军当于九月初开始大举反攻，命令各军区应立即集中兵力袭击敌人后方机关及补给线，消灭还乡团及保安团。以便尔后配合主力之有力反攻。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来电答复：“粟裕同志十八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这样中央军委赋予华野西线兵团的作战范围又扩展了，恢复与扩大豫院苏解放区，与刘邓、陈谢共同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便明确了。电报中并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赋予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沙土集作战方案的预想
　　
　　 　　自军委来电要我赴鲁西南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进入鲁西南后如何打好第一仗。
　　
　　 　　我军出击外线后，离开了老根据地，敌人调集优势兵力，紧紧尾追并与后方守敌相配合，企图夹击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如何在敌人统治区域内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比在根据地内要困难与复杂得多。但是，只要对敌情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还是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东西。我军七月初进入鲁西南，一个多月以来，我们没有打过一个象样的仗，我第十纵队又被迫退到黄河以北休整，敌人就产生了错觉，误认为我军是不能打了。国民党中央社曾大肆喧嚷：“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还向我军广播劝降书说：“鲁西南共军已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面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解放战争开始后，敌军因连遭我军歼灭，行动一直很谨慎，现在骄狂起来了，一个团也敢成一路尾坦我们。表面看来；我们活动的范围小了，实际上是敌人被我们歼灭的可能性增大了。而且敌人所处的地理、天候条件同我们是一样的，在大雨、泥泞中造了我们一两个月，也是疲劳不堪的，他们军队的素质则是同我们不能比拟的。这些都是创造战机的条件。特别是敌人满以为我们要“北逃”，而陈毅同志和我却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突然南进，这是出乎敌人意料的。我设想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是：渡河后与陈唐会合，开个会，休息几天，补充弹药、物资，复恢部队体力，再打第一仗。这样，战役的布置可以周到一些，易于密切协同，这是好处。但敌在发现我第六、第十纵队渡河之后，可能谨慎靠拢，或进入据点困守，不便围歼，这样打开鲁西南的局面就将推迟一些时间，这是不利的。
　　
　　 　　第二案是：在我们渡河之次日，由陈唐部将敌诱至距我渡河点以南三四十公里之适当地区，集中三个纵队，包围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或整编第六十八师，另以一个纵队箝制敌整编第五师；我们则急率第六纵队、第十纵队赶去参战。这可出敌不意，易于取胜，且能迅速打开鲁西南局面，及时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但战前来不及开会，不便取得密切协同，万一打不好对整个战局不利。
　　
　　 　　我向陈毅同志谈了这两个设想，他认为这一仗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可先征求一下陈士榘、唐亮同志的意见。于是我立即拟电征询陈、唐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来电：“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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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4）
　　
　　 　　接到这个电报后，陈毅同志和我认为应立即下定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争取早打。至于协同问题，可在战役之前力求周密组织，在战役中再及时协调。于是当即给陈唐发电，要他们执行第二方案。并于当日(三十日)下达了“西字第一号命令”：令第十纵队于九月三日晚由孙口(寿张南)、马庄(张秋镇西南)渡过黄河，四日晚完成对郓城之包围而攻占之。第六纵队于九月三日晚在张秋镇东南渡过黄河，四日晚进入梁山以南地区。野指于三日晚随第十纵队渡河，拟于六日进至郓城西南十五公里之王家楼与西兵团会合。西兵团于八月三十一日以第一、第三纵队自成武、定陶地区北来，诱引敌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整编第八十四师等部北犯；以第四、第八纵队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尾敌向北，拊敌之后。同时于四日晚以一个纵队进至巨野、郓城之间，以保障第十纵队攻郓城之安全。兵团主力于四日晚进至龙堌集、沙土集之线以北地区集结。
　　
　　 　　九月三日晚，我们率野直、第六、第十纵队渡河，四日渡完，五日在郓城及附近集结并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合。至此，我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纵及晋冀鲁豫之第十一纵队均已集结于沙土集南北地区，完成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战役布局。
　　
　　 　　九月五日、六日，我找了西兵团一些同志谈话，对部队的思想情况作些调查。了解到多数同志对进入鲁西南，一直受敌人尾追，未能摆脱被动，憋了一肚子的气，求战心情甚切。有的干部发牢骚，编了一个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形，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指我军围绕曹县、单县打圈子，走的是圆周，敌人穿城而出，走的是直径)，昼夜不停，疲劳不堪。”有的同志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还有的同志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过去是我们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
　　
　　 　　在指挥员中，多数同志主张打。有的同志说：“我们和敌人所处的天候、气象、地形条件是一样的，敌人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有的说：“曾几何时，我们在雨雪交加的鲁南，消灭了配属快速纵队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活捉了马励武；在沂蒙山区消灭了蒋军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打死了张灵甫，如今反被我们手下的败将，迫得东奔西跑，真是窝囊。”
　　
　　 　　同时，我也了解到有的高级指挥员，对在当时条件下能否在鲁西南打歼灭战，有很大的顾虑，认为敌人多路尾退，密集靠拢，战机难寻；时值雨季，积水甚深，不便我军机动；没有后方，伤员安置困难。特别是部队减员多，消耗大，未得补充，实力大减。因此，主张休整一下，作较多的补充后再战。
　　
　　 　　我对这些不同反映进行了对比与分析，认为我华东的这几个纵队，第一次脱离根据地作战，又逢大雨和洪水，确有不少的困难，休整一下再打，当然好一些。但刘邓大军告急，毛泽东同志电今我们迅速行动，积极歼敌，全力配合刘邓，这是全局。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我们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尽力争取早打。而且我们的困难只有在打了胜仗后才能解决。因为：
　　
　　 　　(一)打好一个歼灭仗，就可以从敌人那里得到人员、弹药的补充。如果歼灭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根据过去作战的情况，敌我伤亡一般为三比一。照此推算，歼灭这个师，我们大约要伤亡三千至四千人。在歼灭敌人的数目中，一般毙伤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俘虏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可以俘虏七千余人。我们可以从中选五千以上补充部队，加上我们的伤员有些还可以归队。这样补入的人数超过伤亡的人数，还可以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的补充。
　　
　　 　　(二)关于后方问题。九月二日，毛泽东同志来电指出：“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土，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而且鲁西南是老根据地，因几次拉锯，群众顾虑大，只有我们打好仗，才可以迅速恢复和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
　　
　　 　　(三)关于战机问题。西兵团进入鲁西南后，被敌人追了一个多月，造成敌人骄狂失慎。这次我第一、第三纵队诱敌北犯，敌人很可能分兵轻进，这样就出现了战机。而我第六、第十纵队渡河南来，突然投入战斗，出敌不意，取胜的把握很大。
　　
　　 　　(四)至于部队的思想问题，实践已多次证明，打胜仗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方法。当前部队虽然疲劳，但求战心切；实力虽然下降，但我军已高度集中，完全可以对敌人造成战役优势。
　　
　　 　　我把这些想法当面向陈毅同志陈述。他赞同我的意见，要我在六日晚上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在会议上，不主张打的同志说了他们的想法，我也反复说明了早打的好处和取胜的条件。明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
　　
　　 　　这是一次军事民主会议，经过讨论，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并且一致同意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然后视情况，再歼灭整编第五师之一部。我们预期着新的胜利即将来临。
　　
　　 　　战役经过及主要经验
　　
　　 　　鲁西南敌军的情况是：第四绥区刘汝明所辖之整编第六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五师(残部)在荷泽、鄄城地区；整编第八十四师在济宁、巨野地区；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正与我陈唐叶陶部在单县、曹县地区纠缠。此外整编第八十八师之新二十一旅，位于定陶、曹县地区，敌张岚峰残部位于城武，伞兵总队进抵单县，整编第二十师之一部进抵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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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5）-1
　　
　　 　　在我第一、第三纵队的诱引下，九月初敌开始北犯，其部署是以整编第五师为中央，自刘官屯、龙堌集一带向北攻击，整编第五十七师为其左翼，整编第八十四师为其右翼，其余各部为策应，积极协同配合。九月五日，整编第五师进至部城以南之雪家庄、富官屯、王老虎一线。整编第五十七师之六十旅进至郓城西南贾敬屯、邱家庄、徐家垓一线；该师之一一七旅则位于第六十旅之右侧。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决定首先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这一选择是因为该师所处的位置便于我军分割，其战斗力又比整编第五师弱—·些。该师原是第九十八军。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们在浙江天目山举行第三次反顽作战时，几乎将该军全部歼灭，是我们手下的败将。以后该军调苏北新(沂)海(州)地区，除原辖之预三、预四两师外，又编入迭遭歼灭后重新整补的第一一七师。整编为第五十七师后，原辖师改称旅。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宿北战役中，预三旅被我全歼，预四旅改称六十旅，现在全师共辖两个旅，·一万余人，武器装备均为日式，较陈旧。但在这一段作战印，已经骄狂失慎，冒然与整编第五师拉大了距离。
　　
　　 　　我们决定：以第八、第三、第六(欠十七师)纵队，担任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之任务；以第四、第十、第十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担任阻击敌整编第五师及整编第六十八师增援之任务；以第一纵队为战役颁备队。具体部署如下：
　　
　　 　　(一)担任主攻的几个纵队，南线之第八纵队由黄镇集、沙土集、龙堌集之线由南向北攻击；北线第三纵队俟南线打响，除以一部箝制整编第五师，切断整编第五师与整编第五十七师之联系外，主力由东北向西南，向徐家垓、耿家庄、新兴集地区攻击前进；第六纵队于战斗开始后，即从第三纵队之右侧向徐家垓、贾屯、任家桥、新兴集地区攻击，以求夹击围歼整编第五十七师于新兴集及其以北地区。
　　
　　 　　(二)组任阻击的几个纵队：第四纵队重点置于龙堌集，以求割裂整编第五师与整编第五十七师之联系，阻击整编第五师可能的西援；第十一纵队位于辛集、陈集地区，对整编第六十八师所在之荷泽方向进行警戒；第十纵队并指挥第六纵队之十七师全力控制郓城及其东南、西南之阵地，与第四纵队协同，坚决阻击敌整编第五师。
　　
　　 　　(三)担任战役预备队的第一纵队，在战役发起后，由红船口向东南攻击，协助主攻各纵队围歼整编第五十七师，并防止该敌向荷泽方向逃窜。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我们集中了三个纵队共八个师的兵力，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形成了四倍于敌人的优势；同时我们又充分考虑到在敌占区作战，敌军机动便利，易于集中，故我用于阻击、打援、箝制的兵力超过用于主攻的兵力，以确保我军之必胜，并为下一步寻歼整编第五师一部作准备。
　　
　　 　　九月七日，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积极北犯，与整编第五师之间出现了二十公里的空隙，我们抓住时机，发起攻击。令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向沙土集、双庙攻击前进，今第四、第八纵队由南向北发起攻击，实施南北夹击。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发现我军这一行动，迅速向南撤退，龟缩于沙土集地区。
　　
　　 　　沙土集一带，地形平坦开阔，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无隐蔽的开阔地上英勇奋战，冒着浓密的炮火，勇往直前，土气十分旺盛。当天晚上，我军达成对整编第五十七师的合围。这时我们考虑到有第三、第六、第八三个纵队围歼沙土集之敌已经够用了，乃于九月八日晨，令第一纵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刘庄、皇姑庵一带，第四纵队转移至龙堌集地区，一面监视警戒，一面准备下一步攻歼整编第五师一部。
　　
　　 　　八日这一天，沙土集之敌组织反扑。经一日之激战，除大王庄、魏庄两点又被敌占领外，沙土集外围之敌被我全部肃清。
　　
　　 　　沙土集有一道坚固的围墙和一道外壕，村外为平坦的沙质土地，易守难攻，敌人凭借这一围寨固守待援。
　　
　　 　　九月八日夜晚六时，我们对沙土集之敌发起总攻。经过半小时的炮火准备，第三纵队首先从北面突破沙土集围寨，进入村内与敌展开巷战。九日凌晨二时，第八纵队从东南方向突入，第六纵队从西北角突入，三个纵队逐步缩小合围困，敌数次反扑及企图突围，均被我击退。我军一面猛烈进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促敌放下武器。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率一百余人化装逃跑，出围寨不远，被我俘虏，其余敌人纷纷放下武器。至九日凌晨三时，攻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之战胜利结束。
　　
　　 　　在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时，郓南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我第十纵队及第六纵队之十七师，以野战阵地阻击敌整编第五师、第八十四师及第六十八师的进攻。当整编第五师进攻受挫后，曾一次出动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装甲汽车的支援下，向我八里河、候庙一线阵地猛攻。我军英勇拼搏，予敌以重大杀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八里河、候庙一线阵地，始终保持在我军手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在阻击战中，毙伤整编第五师一部，全歼其两个连。敌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歼后，整编第五师迅即收缩，向丁里长以南撤退，整编第八十四师则向巨野城撤逃。
　　
　　 　　我们原决定在敌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歼后，连续作战寻歼整编第五师。但由于在我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过程中，整编第五师已将工事普遍加固，且该地区地形开阔，又正在雨季，不便我军攻击。原在莱芜之整编第七十五师，此时亦已赶至济宁，正向巨野前进中，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我部队前段体质下降，十分疲劳，不宜再打。我们遂决定胜利结束战役。
　　
　　 　　此仗打得干净利索。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其所辖之两个旅全部被歼，并给援敌以相当的杀伤。计毙伤敌二千余人，生俘敌师长段霖茂以下七千五百余人，缴获榴弹炮、野炮、山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数百挺，尚有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仅二千三百余人。战役后，我军人员、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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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5）-2
　　
　　 　　沙土集战役，是我军在外线敌人统治区内，在天候、地理不利的条件下，调动敌人，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的一个歼灭战。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说，它提供我们这样的经验：当战局出现被动时，战争的指导者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敌我形势，充分发展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种种因素，并积极发现、捕捉和创造战机，及时定下决心，采取正确的部署，并坚决果断地予以实施，以迅速克服被动，夺取主动。沙土集战役前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是避免被动，保持主动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运用起来颇不容易，打得赢就打，这还比较好办一些，打不赢就走，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敌强我弱，我军被逼到被动地位，常常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走的过程中吃了大亏，也不罕见。走，一支小游击队还好办，一个大兵团却不好办。好几个纵队，敌人天天咬住尾巴，被迫打掩护战、撤退战、遭遇战，部队得不到休息，粮食得不到供应，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得不到安置，士气也受影响。我五个纵队进入鲁西南的处境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抓住了走和打互相关联着的这一对矛盾，认为要扭转被动，关键是要打好一仗。根据我多年作战实践，在敌人统治区活动，不能只走不打。当然不能盲目的打、硬打。但只有走，没有打这一手，那就走也走不好，走也走不了。至于战机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既要看到不利因素，又要看到有利条件，还要去创造有利的条件。一般说来，在敌区作战，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包围，易于对我实行分进合击。但我们要看到敌人的动作不可能那样整齐，距离的远近也不可能一样。我们可以逐步地把兵力向弱敌方向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果断地打掉他一路。一路打掉了，敌人就不敢那样轻进了，间隙就大了，我们的自由就多些了。这时指挥员的分析、判断和决心起主导的作用。如果指挥得当，就可以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反之，如指挥失当，不能恢复主动地位，接下去的就可能是失败。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九月十一日，中央来电鼓励全军，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中央在电报中要求我们努力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并且指出，“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的电报，使全军深受鼓舞。我们抓紧战后休整期间，组织学习了中央九月一日《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经过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进行了南下豫皖苏的动员准备工作。九月下旬，除以第十纵队、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继续留在鲁西南箝制敌人外，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了豫皖苏。这样，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和华野外线主力部队，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十月八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不仅是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华东野战军在这一伟大的事变中，胜利地实现了本身的转折，因此这一段战史意义很大，是值得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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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1）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我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注)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省东部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即豫东战役，也叫开封、睢杞战役。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在这次战役中，敌我双方都投入了较大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外，我军直接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七个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已经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的部分兵力，共约二十万人；敌军直接参战的十二个整编师，三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和保安部队等，共约二十五万人。经过开封、睢杞两个阶段共二十个昼夜的连续作战，我军全歼敌人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一个正规团和三个保安团，并歼灭其他援敌一部，共九万余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整整两年中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顽强奋战，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我写这篇回忆录，首先是为了纪念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同时，也期望能为研究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指挥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注：华野外线兵团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九四八年三月，华野奉中央命令，将所属野战部队编组为四个兵团，即以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以内线兵团的第七、第九和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和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赂进攻。到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一百六十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二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急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线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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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2）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企图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成熟，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德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成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注：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旅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清泉。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虽然我有以上这些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在这个报告中，主要是根据上述看法，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还建议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
　　
　　 　　在这个建议上报中央时，陈毅同志已由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来濮阳，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员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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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3）-1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大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耍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关于第一兵团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要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
　　
　　 　　审时度势创战机
　　
　　 　　中央军委在作出华野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五月五日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六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箝制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作战任务明确之后，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陈毅同志和我也随同朱德同志回到濮阳。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时敌我情况，着手制定作战计划，并筹划第一兵团渡黄河南下。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且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土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先后离开濮阳。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是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因为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我军多次交手，虽未赚到便宜，但也未受过严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我军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领导上提出要打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概。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军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对我军无疑将更加有利。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我们必须全面掌握敌我情况，不断分析战场形势，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和捕捉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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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3）-2
　　
　　 　　当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敌我双方处于以下态势：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二十五个整编师(五十七个旅)。其中十三个整编师(三十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十二个整编师(二十七个旅)和四个快速纵队编成四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战役阻击任务后，于五月十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十四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入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五月二十三日，我们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即先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由张秋镇、范县(今旧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抵定陶、城武地区，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在邱兵团向北转移时，立即以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我反复考虑到，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四个旅，并指挥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猬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六个主力纵队，三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六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四至五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搞得不好，还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不利局面。
　　
　　 　　当时，我还想到，中央军委作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推地区大量歼敌的决策，我第一个战役必须旗开得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既然寻歼整编第五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寻歼整编第五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据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
　　
　　 　　设想“先打开封，后歼援敌”这个腹案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一百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三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指挥不统一，或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使用两个主力纵队近六万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四十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今峄城)、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华野有一个特种兵纵队，每个主力纵队有炮兵一个营至一个团，每个师有炮兵一个连至一个营，每团有一个炮兵连。炮兵的射击技能也有提高，不仅能进行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而且学会了间接瞄准射击。部以增挥员也初步懂得了炮兵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能根据炮兵的特点赋予任务，发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作用。同时，第三和第八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