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的征程--《粟裕战争回忆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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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龙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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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裕同志的遗著《粟裕战争回忆录》即将付排，面对这一摞摞的稿纸，我的心情难以言喻。

　　粟裕同志决心写战争回忆录是在“四人帮”最后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即有不满。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当时他处于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由总参谋长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韧不拔，积极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军事学术研究。我的头脑很简单，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以后我又几次说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点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动地对我说：总理找我个别谈话，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我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总理立即答应我。并说：“那当然”。一九七○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战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眼见到我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破坏，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回京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报告中央、中央军委。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的观点相对立，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迟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决定自己动手，他口述，要我作记录。我心情紧张，拖后腿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他严肃而又激动地责备我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没有干扰他。以后他还陆续写过一些报告。然而，当时“四人帮”仍占统治，他的报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对当时的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赶回京为粟裕同志治丧。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见并慰问我。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向杨副主席报告：“我和子女都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还没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直到完成。”杨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批准粟裕同志原秘书朱楹同志作为专职干部参如这项工作。后来，杨副主席又为本书题了词。这对我真是最大的安慰了。

　　这时，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关切这本回忆录。当他们得知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继续进行时，无不感到欣慰。有几位同志主动地表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就这样，写作力量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无疑困难得多了。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原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材料已经随粟裕同志的离去而失去了。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使这本《粟裕战争回忆录》在思想、内容、文笔、风格等各方面带有明显的特色和不可弥补的缺憾。这是我要写这篇编后记的主要原因。

　　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乐亭、周蔚昌、徐充、徐玉田、秦叔瑾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整理过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先、胡石言、吴克斌、郭树元、项明、张卫明、白艾、陈佐、熊铮彦、李圭、刘立勤诸同志；协助参加过文字修订工作的有：金子谷、张剑、张志学、严振衡诸同志。刘祥顺、鞠开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参加了技术、资料、图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

　　让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编后记。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中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

　　谨向参加《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等各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致衷心的感谢。

　　　　　　　　　　　　楚青
　　　　　　　　　　　　　　一九八七年七月
　　　　　湖南粟裕研究室《粟裕研究资讯》编辑组曹婧2005年12月12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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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忆叔叔王希先（粟裕战争回忆录整理者）

    张雄文按：王希先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他对粟裕的研究因得天独厚的条件走在所有人之前。现在粟裕军事才能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认可，即便曾否认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据说只反对粟米了）。如果王希先先生泉下有知，当可含笑了。近日读到他侄子一篇回忆文章，情真意切，令人感怀。



     我与二叔王希先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秋季，我去温州参加一个学习班结束后，返回时途径北京，和二叔联系上后，他亲自来到崇文门饭店接我到家。



     我的祖籍在胶东海阳县（如今是县级市）留格庄，爷爷是一个敦厚的农民，膝下有三子，父亲是长子，下面是二叔和三叔。父亲和二叔虽说是挨肩的兄弟，但年岁相差很多，二叔比父亲小十四岁，是名副其实的“小弟弟”。



     父辈年轻时，正值抗战和内战，是兵荒马乱的年头。抗战时，年仅16岁的二叔就担任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经常带领“青抗先”成员或配合八路军对侵华日军作战，或参加造地雷、埋地雷的所谓“地雷战”，那场有名的地雷战，当时就发生在我的祖籍——海阳一带。



     1945年冬季，二叔报考了山东大学附属的交通专科学校，46年，二叔响应党组织号召，从胶专报名参军，到张云逸为校长的“山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更名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入伍，年底毕业后便分配到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



     父亲原先在老家参加了国军，在抗日期间和二叔算是同路人，都是抗日的，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家为政权闹翻了脸，就是仇人了，此时父亲抛下家中妻小从山东跑到了东北，也投奔了共丅产党的队伍，从此便和家中失去了联系。直到50年代，父亲才和二叔有了通信往来，二叔还寄来他和二婶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的照片，照片上英俊的二叔和漂亮的二婶，一直是我小时候即崇拜又想见到的人，但随着政治气候紧张，二叔和我们又中断了联系。



     我对山东老家是陌生的，老家的情况，只能从父亲言语中得知一二，父亲对三叔谈得很少，但经常提起二叔。据父亲说，二叔是典型的山东人脾气，从小就为人正直，性格耿直倔强，甚是有些火爆，胆子大，有股子勇敢劲儿，他认准的理儿谁也改变不了他。别看二叔岁数比父亲小很多，一旦这个弟弟和他这个大哥较起劲来，当大哥的也得让着他。



     父母先后去世的好多年后，我终于打听到二叔在南丅京军区工作，家在宁波，后来又听说他在北京工作，也知道了二叔家中电话，但一直没有直接联系，直到温州学习结束后，利用在京逗留期间，终于找到了二叔。



     那时二叔五十岁刚出头，身材笔直，走路虎虎生风，一副标准的军人架势。还没有走到近前，隔着一条马路我就认出了二叔，那双眼睛，那副神态，依稀就是我父亲的模样。待听到他说的那口我久违了的胶东话，更让我倍感亲切。



     那时二叔正准备从军科回到南丅京军区工作。此后，我和二叔便有了频繁的书信、电话联系，再后来，还利用出差机会到南京二叔家中住过几次。通过慢慢接触，我才知道二叔原在岱山、定海守备区任参谋长，后调往军科战史研究部工作，在军科后来的几年，主要在粟裕身边工作。



     二叔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正直、坦荡、刚直不阿，是典型的山东人。



     二叔的对工作非常勤奋。没到粟裕身边工作之前，二叔就为军科起草了一个《八一南昌起义》的小册子，到粟裕身边工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77年，时值解丅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中宣部和总政请粟裕发表一篇作为军事理论和拨乱反正的文章，军科成丅立了一个临时写作小组，二叔和其他几位同志，在粟裕口授指导思想后，共同执笔完成了《***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写作，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后，这个临时写作小组就解散了。但二叔被留了下来，二叔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道：“想不到会把我留下来，想不到是帮助工作怎么会一帮就将近五年”。




     此后，二叔开始为粟裕撰写回忆文章：



     两万三千多字的《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各报发表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两万一千多字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刊载于军科院1979《军事学术》杂志第三期，《解丅放军报》转载后，又印成单行本发至全军；



     期间还为王必成副院长撰写了《忆莱芜大捷》；



     为粟裕撰写了《豫东之战》,《豫东之战》在《河南日报》、《新华日报》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第七期上发表后，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连续剧；



     随后又撰写了《鲁南大捷》，《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均收入《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中。



     后来，二叔又以个人名字撰写了《卓而不群   虚怀若谷》，收入《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一书；



     撰写《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收入《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



     撰写《粟裕关于解放战争及其指导规律的理论和实践》，收入《粟裕的军事思想与实践》一书；



     撰写《对***军事思想的重大贡献——试论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刊登在南丅京军区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办的《学术研究》杂志1991年第12期上；



     撰写《浅谈淮海战役中华野的卓越统帅栗裕》，先收入南京“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编辑出版的《妙策长留天地间》，后转载“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和“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西分会”合编的《粟裕研究资料选辑》一书中；



     撰写《粟裕的军事思想》，刊登于1997年5月军科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



     撰写《对粟裕军事理论几个问题的浅析》，收入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与现代战争理论研究》一书。



     二叔先后为粟裕整理发表的回忆录和论文共约1 15000字，他自己研究并发表粟裕的文章约120000字，合计235000字左右。（资料来源：《王希先的人生历程——疾风知劲草》一书中【在粟总身边——五年不寻常的工作经历】。



     二叔性情耿直，刚直不阿。二叔是一个军事干部，写作本不是他专长，但他作为粟裕的老部下，战争的亲历者，知情人，出于对他的老首长粟裕将军的敬仰，出于对战争史的负责，他便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了，二叔知道，写粟裕和淮海战役是有一定风险的。



     粟裕是军事天才，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战功，只有林老二可以与之相比，但粟裕在权利和荣誉面前却又很低调，有“两让司令，一让元帅”之说。太祖曾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朱老曾说：“粟裕是学习***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林老二曾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刘帅曾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常胜将军”；叶帅曾说：“粟裕是全党、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战将，你打了很多的胜仗，对革命战争贡献很大，又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你的军事才华令我们大家钦佩。”



     但是，到了和平年代的1958年，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粟裕被整了，被几个关键人物整得灰溜溜的。此后，粟裕一直背着这沉甸甸的包袱工作、生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连少奇都能平反，连老蒋和众多国军将领都能正面描写的时候，粟裕的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


     1981年10月，因为粟裕病情未好转，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停止。二叔想调动工作，试探着向楚青（粟裕夫人）说，请求调回南丅京军区或武汉军区(其时张才千任司令员，他希望王二叔去那工作）。楚青向粟裕反映后，粟裕表示可以考虑。二叔便向军科政治部干部部反映，但时任院长的宋时轮不同意调动，并指派政治部副主任找二叔谈话，内容为：



     一、不能离开军科，可以回到本院另外安排工作；二、党委首长对他很关心，可担负更重要一些的工作，但要离开粟裕那里，回来给我们作事才行；三、要回到院里来工作，他们不好提这个意见，要二叔自己向粟裕提出来。


     二叔听了这话很生气，他要求下部队去，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是为了那一官半职。离开粟裕那里回军事科学院来，这不是他的本意，这样做也对不起老首长粟裕，所以他仍坚持回南丅京军区或去武汉军区，并反问：“粟政委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地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的经验和研究未来战争的作战方法，恐怕不能说不是院的工作吧，粟政委与院里还能分开吗？”政治部副主任无言以对，但仍拖着不办。无奈之下，二叔又请求粟裕给党委写封信，粟裕答应了，但宋时轮接信后还是不表态。因此，二叔只好直接给宋时轮写信，也有破釜沉舟的意思，开门见山地请求调走，并询问他对粟裕政委的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也应表个态。在此情况下，宋时轮才交代政治部让二叔走。拖了好久后，二叔被分配到南丅京军区司令部研究室，任副主任、主任，直到96年退休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以二叔的才能，竟然在师职上一干就是十八年，二叔自己虽不说什么，但做晚辈的总感觉二叔实在太可惜了，但和粟裕比起来，似乎也不算什么，粟裕死后十年才正式获得平反。二叔的吃亏就在于他敢于说真话，不会逢迎，不会看风使舵，讲求实事求是，仕途上受到了压抑，但凸显了高尚的人格。



     二叔去世后，粟裕原秘书朱楹写了《深切怀念挚友希先同志》一文，以表深切怀念，其中写到：



     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一次会议上，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问王希先，“你现在在做什么课题？



     王希先回答说在帮粟裕首长整理战争回忆录。



     宋时轮又问：“整理哪一段？”



     王希先说：“整理鲁南战役。



     宋时轮一听，居然不屑地反问道：“他参加过鲁南战役吗？他当时在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是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一直在粟裕麾下作战，对粟裕在历次战役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清楚的。他这一别有深意的话，令战史部的人员满脸惊愕。他们认为这种常识性问题，宋时轮怎么会不清楚？王希先是一个非常正直、不畏权势的人，他当即挺身而出，说：“粟裕同志不仅参加了鲁南战役，而且是战役的指挥者，他当时一直在前线！”



     随后，王希先列举了大量事例驳斥了宋时轮的信口开河，使宋时轮哑口无言。事后，王希先还整理了一份路南战役的详细材料，郑重地送给宋时轮，以表对历史的尊重。



     张雄文曾在文章里写：“在粟裕蒙冤尚未公开平反的当时，王希先老人能如此肯定粟裕，并坚持自己的论断，可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与古代贤人有得一比。”


    “ 他的凛然正气，振聋发聩，是极需要胆识的，非神闲气定、无欲无求者不能做到如此刚烈。”



     二叔最崇拜太祖，他认为太祖是最伟大的人，不容任何人诋毁，其次崇拜粟裕，他认为粟裕不止是军事天才，不止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大功，还敬佩粟裕的为人心胸坦荡，是正人君子。他鄙视和尚，二叔私下对我谈起和尚时，对他的人格很不以为然。






王希先王老是很早公开评价粟总为战略家的，因此，曾遭到毛派的围攻。

毛派认为，只有毛才当的起“战略家”一词，说粟总是“战略家”是对毛的大不敬。

粟派和毛派的斗争，可以说是从王老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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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随笔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靠近贵州的会同县伏龙乡的一个叫枫木树脚村子里的地主家庭里，一个后来被誉为“战神”的婴儿诞生了，这一年为一九零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这个婴孩的诞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
那时候粟裕虽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已经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民国时期的湖南还有很多人习武，那时候粟裕非常认真地跟着练习武功，这种肯吃苦，不怕苦的精神和体魄的锻炼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三年，粟裕六岁，家人将他送入私塾，在私塾里背诵了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也学习过《中庸》和《诗经》，算是他的启蒙教育。

1918年，由于家乡闹土匪，家人讲他转入县城的“洋学堂”上学，开始接受新思想。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乐器等课程。但是，由于父亲想让他接班地主，并不打算让他继续读书。

在封建家庭长大的粟裕感到，继续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里生活无法读好书将来不会有出息，于是他决定离家到外地读书的想法。促成他去外地的读书的原因要归功于他们几个学生愣是把一个当兵的给打了。

1924年3月，在与家人斗智斗勇之后进入常德二师附小学习，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在这里粟裕开始发奋读书，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如饥似渴”上厕所都要看书学习。

从那以后粟裕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只是找不到答案。

1925年春，考上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那时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和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常德二师的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转移到武昌。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任班长。



教导队是粟裕军旅生涯的开始，是他梦想起航的起点，在这里他能听到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报告。他这样评价周恩来的报告：他那郎爽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给大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这里他也能目睹叶挺真人的威严。当我方因兵力悬殊退却时，喊一声“叶挺师长来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将敌人打退。

1927年8月1日，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在跟随朱德陈毅的革命征途中，对粟裕一生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朱德身上他体会到了官兵平等、废除肉刑的力量。在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也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

1928年1月，参加湖南起义后到了井冈山。1929年后因屡立战功，粟裕相继升任红十二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奋勇向前，多次受伤，左臂中弹成残疾。

粟裕没有进军事院校学习过战争理论，他的学习道路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这条道理的灵活运用使得粟裕在战场上每战必捷。

1934年7月，粟裕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赴闽浙赣根据地，成立红十军团，任参谋长。

1934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能打胜仗。反之，就会打败仗。这也告诉我们并不是谁都能指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了江南抗战的新局面。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7000多人，挺进苏北。9月，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粟裕任副指挥。10月4日，黄桥战役打响，虽敌众我寡，但粟裕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智慧排兵布阵，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突然袭击的战法，在运动中歼敌，以极少的兵力取得辉煌战绩。歼敌1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黄桥决战的胜利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2年3月，兼苏中区党委书记，重视建设地方武装。1943年3月，在他指挥的车桥战役中，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官兵460余人，摧毁敌碉堡50座。1945年2月，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浙西三次反顽战役，歼敌13000人。

在战争中，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做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的沿革、兵员信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等等，这些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情况来分析这些情况。

从我军战争史中不难学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武器、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我军经常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很宽很广。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准备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他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七战七捷，每战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个半月中歼敌5.3万余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同陈毅一起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个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他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5月陈毅奉调到中原工作，他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六七月间，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战役中，以其杰出的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淮海战役功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毛泽东曾说过：“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在粟裕将军的回忆录中，他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的赞赏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军事思想也大部分提炼于前者。

他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
历史是易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今天，面对我们的现实问题，如部队为什么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转变策略，调整政策。为着打赢战争这一个目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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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粟裕炼成记：从兵败谭家桥到孟良崮大捷

近读粟裕传记,颇多感慨。粟裕是“战神”级人物,他病逝后,骨灰撒在全国八处他曾经战斗过的地点,陪伴当年牺牲的战友。其中有两处,一是安徽谭家桥,一是山东孟良崮,这是粟裕传奇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地点。

从1934年12月底兵败谭家桥,到1947年5月孟良崮大捷,正好12年。粟裕遇到的是同一支队伍:在谭家桥败于国民党补充一旅阵前,12年后,在孟良崮全歼由补充一旅起家的七十四师。

12年,古人叫“一记”,今人称“一轮”。这12年,对粟裕而言,是一个男人在苦难磨砺中的崛起,走向“战神”之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12年,也蕴藏着由弱到强的密码。

一


生与死,距离有多远?

也许就一个晚上,从太阳落下,到太阳再度升起,已是生离死别。

1935年1月16日下午6时,在今天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陇首村,一支疲惫的先头队伍整装待发,这时有战士飞驰来报:大部队已集合,但太累了,需要就地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出发。这支部队的两位指挥官商量,一位态度坚决:“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另一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表示:“你率先头部队先走,我去跟大部队汇合,一起行动,马上追上你们。”

当夜带队出发的是粟裕,留下来等大部队的是方志敏。这是他俩的永别。

“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这是《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粟裕刻骨铭心的记忆。

粟裕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留下来等待的,是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大部队。

红十军团只存了短短的两个月,1934年11月,这支部队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而组建,组建之后,在今天安徽黄山的谭家桥,遭遇王耀武率领的国民党补充第1旅,此役决定了红十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由于指挥失误,红军失败,谭家桥战役,也成为红十军团的转折点,红军无法再待在皖南,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风餐露宿,靠兜圈子避敌,逢敌必战,逢战必退,部队战斗意志大大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变得优柔寡断,行动迟缓,因此当粟裕决定连夜突围时,刘畴西却选择先休息一夜,从而陷入敌人重围,最终在怀玉山被敌军14个团重兵包围,苦战连天,最终兵败,方志敏、刘畴西等相继被俘。

研究红十军团在谭家桥失利与怀玉山全军覆没的著作论述很多,公认的是,这是红军惨重的损失——谭家桥之役,红军优秀将领、不满22岁就当上军团长的寻淮洲战死。后来王耀武挖出了他的遗体割首照相,发现他上身无衣——可见当年红十军团何等艰苦,装备奇缺,牺牲者的衣服,战友穿着,继续战斗。怀玉山之役,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俘,他俩英勇不屈,同时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字,流传至今。

著名军旅作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了当时国民党军官王耀武审问红军被俘师长胡天桃的场景:“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这位红军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王耀武劝降未果,胡天桃英勇牺牲。王耀武因此次立下大功,深受蒋介石赏识,从此飞黄腾达。

对粟裕来说,兵败谭家桥,是他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痛,此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的一触摸即剧痛不已的泪点。

谭家桥一役,红军的作战指挥,有诸多硬伤,比如轻敌,比如布置不当。而他们的对手王耀武,又凶悍异常。后人曾经设想:如果谭家桥战役由粟裕来指挥,会是什么结果?但历史,又怎么能够假设?在谭家桥战役中,粟裕手部受伤,但他带出来的数百人,此后成了新四军的主力。12年后的1947年,解放军发动的济南战役中,粟裕亲手拟定了作战口号: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二


粟裕的命有多硬?

1927年南昌起义后,刚满20岁的粟裕随部队南下广东作战,10月17日,在闽赣交界的武平,粟裕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脑袋!他倒在路上,大家都以为他没得救了。

许多年后,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回忆了那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

其实,学生时代的粟裕就开始经受生死考验。

1927年“4·12”事变后,全国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一片腥风血雨。粟裕当时在位于湘北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刚加入共青团不久。5月24日,驻常德的反动军警发动“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血腥镇压工农和青年学生。他们用机关枪架在学校门口,警察局长带兵到校园内逐室搜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抓到了,就是一个死。学校组织党员团员撤离学校,粟裕坚持到最后一刻。常德常发水涝,城内的下水道特别粗大,而且直通城外。粟裕躲入下水道里,趟着臭气熏人的污泥浊水,一直走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搭船沿湘江南下长沙。在长沙车站,乘黑夜爬上火车,藏在座椅下面。火车沿洞庭湖东侧向北奔驰,第二天清晨进入湖北境内。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从军作战后,他多次负伤,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子弹击中他左臂动脉,鲜血狂喷。为避免感染,医生建议将左臂锯掉,他拒绝,漫长的恢复后,所幸没有感染,但左臂一直残疾,活动不便。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一次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即便他们时时处于高强度的转移状态,敌人也随影如形。在浙南一条叫松阳溪的小河边,游击队陷入敌人包围,粟裕率队边打边跑,一路狂奔,但敌人紧追不舍,怎么都甩不掉。大家实在跑不动了,最后只能钻进荆棘丛里,追兵四处搜寻,粟裕把枪上了膛,准备等敌人一到面前就开枪。当时天降大雨,马上又天黑了,敌人才离去。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粟裕还觉后怕,说:“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

在又一次突围中,游击队泅渡过江,粟裕又差一点遭遇不测:他被一个漩涡给卷了进去,怎么都游不出来,眼看要给漩涡吸到水底,幸好岸上的战友递了个伞柄过来,他死命攥住,才挣脱开来。刚上岸,浑身是水,敌人又追上来了,赶紧躲起来……

多少次命悬一线,粟裕凭着嗅觉灵敏、反应迅速,生存智慧超级强大。几年后,一次战斗中,他用望远镜看到对面山头敌人正在准备炮击,他放下望远镜拔腿就走,旋即,敌人的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立处。

三


1947年5月16日17时,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

其中有个细节:孟良崮是石山,缺水,四天四夜的战斗中,天没下一滴雨,然而战斗刚结束,就天降大雨,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仰天长叹:“天也要灭七十四师了!”

灭掉七十四师的,不是天,是解放军。这一战,充分显示了粟裕军事才能:判断力,耐心,决心。歼灭七十四师殊为不易,粟裕连续几天没合眼,满脸胀得通红,战后测血压,高达220。

七十四师全军覆灭后,蒋介石哀叹:“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比蒋介石更伤心的是王耀武,他说:“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这支精锐部队,前身是补充一旅,王耀武的“家底子”。谭家桥一役,给予红十军团重大杀伤的,就是少将旅长王耀武率领的补充一旅。历史有时很具戏剧性:12年过去,经历多少磨难,粟裕完成了“复仇”。

粟裕与王耀武,分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阵营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翘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粟裕王耀武一场场硬仗打下来,打成名将,均让日寇闻风丧胆。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他俩之间延续十余年的数次较量,让人津津乐道。大历史中,这种人物之间的比较,确实有足够的吸引力。

解放战争时期,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他本是山东泰安的农家子弟出身,可谓衣锦归乡,他当官带兵之外,生意也做得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里,王耀武与沈醉聊天,他不无得意地说:小时候在上海一家饼干店打工当学徒,发迹后,把这家饼干店买了下来。

跟整天看地图、只操心好好打仗的粟裕相比,王耀武要操心的事情无疑多了太多。解放军兵临济南城下,王耀武一面布置防守,一面惦记着家里的生意,常打电话给太太交待。这电话被监听到了,济南失守、王耀武被俘后,国民党另外一员悍将黄百韬说:“济南被围之初,我在无线电话中听到王耀武和南京家属通话,告其夫人,某事如何,某事如何,细细叮嘱,达半小时之久。大敌当前,身为统帅,指挥之不暇,何能顾及家事?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

性格决定命运,时代又造化人。

在孟良崮战役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李仙洲所率七个师6万余人被歼。王耀武被蒋介石狠批一通之后,自己也破口大骂:“就是五万头猪,三天三夜共军也抓不完!”但是,他率10万大军守坚固的济南城,也不过守了八天而已。

王耀武化装逃跑,结果在寿光被俘,这个过程也耐人寻味。著名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写道:王耀武逃亡途中上厕所的时候,让副官把雪白的高级进口手纸递过去,就这么一个细节,被人看破了。另外一个版本是:解放区民兵盘查王耀武时,发现其随身带有一卷雪白的厕纸,引起注意。那年头北方农村基本用树叶、秸秆擦屁股,高级一点的,也是粗黄的草纸,王耀武又偏偏装作一个小商人,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低声下气地伺候着。明显不是一个好演员。

有人也分析说,如果王耀武当时徒步,而不是坐大车走大路出逃,或许可以侥幸逃脱。只是,这个曾经的农村孩子,已经养尊处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更别说走远路了。

他的对手,却是苦难中崛起的粟裕。

四


不能因为王耀武兵败被俘的下场而否定他曾经辉煌的战绩与过人的才能,他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蒋介石夸他“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共产党也高度评价他是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但这个“明白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被俘后,获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王耀武问了五个问题:一,为啥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能够上下贯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国民党却不能?二,为啥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里发命令,你们解放军都听指挥,俺们蒋校长坐着飞机满天转,下面的将军还是不听话?三,为啥你们共产党干部都能够秉公执法,令行禁止,莫非你们有啥特别的奖惩条例?四,为啥国军俘虏了共军,一个都不敢用,共军俘虏了国军,马上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呢?五,当年发匪作乱,也曾沸沸扬扬,然则好景不长,终有洪杨之乱；北伐初起,俺们国军也是所向披靡,然则如今也是山河垂泪；你们共军现在当然是春风得意,但是否也会和洪杨、北伐一样功败垂成呢?

此刻,王耀武是否想起:1935年,他一身将校戎装,审问红军被俘师长胡天桃,后者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却毫无怯色,神态自若地谈共产主义信仰……

其实,粟裕与王耀武的较量,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较量的缩影,从谭家桥到孟良崮这12年,共产党像厚重暗夜里随时可能熄灭的烛火,却如粟裕的生命一般坚韧,最终大放光明,孟良崮战役后,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相形之下,一度如日中天的国民党,已日薄西山。

国共之争,实质是两种价值观的竞争,从政治路线、军事斗争到理想信念、组织纪律、群众基础……全方位的竞争。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就曾埋怨道:粟裕的部队10万人,可是后边跟了40万、50万农民,推着小车运伤员、运弹药、运粮食、运给养；“而我们30万部队从徐州出来,走过村庄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所有的粮食全都埋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你说我能不失败吗!”

历史大势下,能更清晰看明白国共两个阵营中的人。《“战神”粟裕》一书写道,国民党大员陈诚曾总结过“45岁现象”: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事主官,凡军师长以上,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这种现象与北伐时期正好相反。“45岁现象”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官们作战时普遍缺乏勇猛精神,衰弱、拖沓、低能、企图心不强,甚至爱财怕死者,随处可见。陈诚注意到了解放军阵营的不同,他认为解放军指挥员“莫不年轻,能吃苦耐劳,活跃于第一线”。

孟良崮一役,极其惨烈,比拼到最后,其实就是毅力与协同作战能力。解放军军令如山,国民党军却摆脱不了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老毛病,张灵甫哀求救援,王耀武调兵遣将,却无济于事。一方面,解放军打援队伍拼死阻击,另一方面,国民党援军三心二意,满肚子花花肠子,比如李天霞,不愿为救张灵甫消耗自己实力,又不敢违抗命令,于是很“聪明”地让一小队人马带着电台靠近孟良崮,假装出很给力的模样。

再看看共产党这边:粟裕不争功,与陈毅配合默契,时称“陈粟不分家”,有争执,报告延安,请党中央决定,然后不折不扣执行,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再说说另外一个国民党将领黄百韬,在被“45岁现象”困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他绝对是个另类,杂牌军出身,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打仗不要命,相救同僚也从不省力,蒋介石很是欣赏。但正因为如此,他惹上一堆羡慕嫉妒恨。淮海战役开始,粟裕以重兵在碾庄将黄百韬团团围住,判断国民党部队尤其是那些嫡系不会来救,果然,苦战15天后,黄部七万人被全歼。

五


1984年2月,一代名将粟裕逝世,家人竟在他的颅骨骨灰中发现了三块弹片,全场所有人潸然泪下。

这是他曾经的苦难,也是他永恒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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